金融02班 1630216
Introduction:
Property rights are the legal rules that describle what people or firms or governments may do with their property efficiently. When people have property rights to land, for example, they may build on it or sell it and are protected from interferenee by others. Government regulation is not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the inefficiency(externalities). A sound legal system may also recover the damages people s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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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一批学经济的人士喜欢充当“吹鼓手”的角色，整日对着一些似同游戏的数字，发表像模像样的文章，难到他们对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就熟视无睹了吗？在现实生活中，对类似周其仁的学者，我是尤其尊敬的，因为他们至少仍保留着一份实践自己学说的真挚的心。脚踏实地的实证分析在人们看来是一些用处不大的学问（如美国加尔布雷思以前的制度经济学就遭众人摒弃）对经济学更负责任。作为我，在这篇文章里，将用简单一些的例子来说明一些广为人知的事实，或许受科斯的影响较深，我将沿用其传统，仿亚当.斯密的古风，一篇下来竟无一数理公式，实乃“宁愿大概的对，不想精确的错”之故。
文中试图通过实例加强对产权的认知，同时缩小东西方的产权理解之距离，最终运用于中国实际，提些建议，乃我写作之愿，诚惶诚恐。
关键词:
科斯定理 公共品 私人品 机制失衡
交易费用 制度创新 社会博弈
一、一个例子
从1859年美国首次发现石油以来，由于严重的资源共有的状况，数量众多的公司争夺油田地下流动的原油，原油生产一直受到责难。众所周知，对于一块储油层上的每个公司而言，多钻油井，进行密集式开采的战略可以使他们掠夺“邻居”的原油。新开发、储量足的油田，地下压力大，足以将油压上地表，而不需用价格不菲的加压泵，或是不需将水或天然气注入地下，把石油推上来的耗资，开采成本将会降低。但新的问题随即产生，每个公司都有了疯狂开采的动力来增加自己的份额，过多的油井与地表的储油设备出现在油田上，导致石油易着火，挥发与变质，快速的开采又会由于地下压力被释放而增加生产成本，开采者不得不较早引入气泵与注水井。过度的开采还将导致石油再生的降低。面对这样的问题，产生了两种解法方案，一是联合生产，但很难在民间以一种适时的形式完成，其中反映出了对强制联合生产的政治阻力。二是依靠按比例分级，把生产配额分配到每口井上去。然而与联合生产的收益相比，按比例分级好处有限，因而存在更多地钻井的激励。统计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到1980年，美国拥有世界上88%的油井，而产量仅占世界的14%，租金分配上的协调失败与石油公司的规模，租约价值和其他要素不同有关，谈判方之间由此产生了分配的冲突，同时也阻碍了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游说集团（canvassing group）。本例告诉我们许多问题，产权问题的分析远比想象中的“是否有效率”的分析来的复杂，并非对资源共有造成损失作出快速反应的制度可以更理性的使用资源并推动经济增长，任何新的产权安排都存在内在的分配冲突，即使没有人怀疑它的效率。想要取得制度变化的政治一致，就必须对产权安排的分配含义、参与者的背景、政治协议的历史等做深入的了解。这是我在下面要探讨的话题。
二、定义的争论
马克思对产权的认识是建立在产权是作为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关系的意志表现或法律硬化形式的基础之上的。道理很简单，正如语言不是一个人的产物一样。故而产权并非凝固不变，而是随社会经济条件和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发展的。这样的理论确也能解释一个个历史时期，如部落所有制经过几个不同阶段（封建地产、同业公会的动产，工场手工业资本）进而演变为大工业与竞争所产生的现代资本，可见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西方学者的看法与之明显不同的是他们将所有制关系看作本源，认为产权是所有权有关的各种权利的总和，也是制约人们行使这些权利的准则。这是T.安德逊、Y.巴泽尔、P.阿贝尔等经济学家共同的杰作。可对以上观点进行证实的是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产权的定义：“产权是一种通过全社会强制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
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与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从劳动分工角度看，社会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然产生如何协调劳动以及如何分配劳动果实的问题，由此现代产权机制应运而生。产权的得当与否决定了生产组织的刺激力度，进而决定了生产的效率。著名的科斯定理中使用的《农夫与放牧者的故事》就说明了它。在产权尚未明晰以前，畜牧者可以随意的让自己的牛吃农夫的麦子，结果自然打击了农夫劳动的积极性，生产的效率大打折扣。但界定了农夫对麦地的产权后，无论农夫与牧民就牛吃草的问题商谈的结果如何，两者的自由交易便达到了经济的最佳配置。
经济学家卡尔特认为产权制度的优劣对经济发展有着巨大影响。这显然站在与研究公司理论的科斯稍有不同的角度上，他的这一结论来自保罗•萨缪尔森的一次错误的分析。萨缪尔森曾认为5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将是南美，因为南美的资源丰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错了，因为事实上战后欧洲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最快，尽管这些国家中多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资源贫乏。可以这样认为，即萨缪尔森对问题的截然相反的误断来自他对产权对于经济发展作用的无意识。也许，当今日阿根廷经济崩溃、委内瑞拉查韦斯被政变下台在狱中拿起染满尘土的《宪法》来拯救自己的时候，萨缪尔森会更有所悟，其实这也只是我的臆测，来源于我所谈过的萨缪尔森所说的警惕阿根廷式的裙带资本主义（其统治者在瑞士银行存有巨款），同时也要警惕智利为代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皮诺切特大独裁者的出现及政府将大权交给由一批在芝加哥大学受过保守教育的经济学家组成的“芝加哥学派”）。
三、日常所闻
一个例子是住房。在这个例子中，产权的界定使房主的状况得到改善。在住房改革前，我时值孩提，与家父偶尔在邻里串串门，常见到几个新到单位的小青年合住单位分的一套公房。屋内的卫生状况非常糟糕，而厨房与洗手间就更不便提。几年来，福利分房制度已逐步取消，买房进行出租投资的人也日见其多。拿南京的楼市来说，由于赢得十运会的举办权，河西地区房价上涨，大房东将房子租给所认可的人这一态度越发鲜明了，首先日常生活的习惯成了一个考虑因素。再而房主可以采用竞价的方式尽力剥取对方的“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由此可见取得产权的好处。随着产权的到来，原本的制度下的租价得到了提高，产权中对物品的收入享有权得到了体现，户主装璜的质量也可有一定提升，无论自己买房亦或出去租房，房屋环境的改善彰显，对生活环境的改善可奏奇效，即使如房价飞涨的香港，收入权依然可以体现，因为根据最极端的例子，使用一个床位分三更睡觉，租客每更不同的“租值消散”方法也是可行的。
产权的界定使制鞋的工匠境况更好。因为他自己是独立经营亦或为专营制鞋业的公司所雇佣将完全取决于何者收益更高（交易费用较低），同时，他会将自己在这个公司得到的收益与和自己条件差不多的工匠在其他公司中所获的收益相比，如果他发现自己的收益相对较低，他便会中止合同，从而与更有前途的公司签订合同。劳动价值的私有财产权保证了这个工匠自身劳动力的独立的支配权与自由转让权。回想一下使工匠境况更好的方法也并不难理解，只要如同畜牧者与农夫般的产权界定，从而利益界定，社会博弈的各方均从自身利益出发，得到的结果一定是费用较低而收益最大的契约形式。
产权的划分对己可利益最大化，对一国经济则可最有效率的进行资源配置。上例中劳力财产的自由转移将使生产技术的选择性更强，生产费用越低，更多的企业组织方式与资产组合方式无疑将更好的解决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难题。利用产权的划分明确公共品（Public good）与私人品（Private good）的界线，有益于社会全体受益。典型的便是科斯的灯塔。17世纪初英国的领港公会（Trinity House）建造了两座灯塔，这个起初由海员组成的公会后来被政府授予权力，成为政府的隶属机构，而其对灯塔的建造动力却不如私人，而在1820年后，公会开始收购私营灯塔，到1842年后，英国就再不见私营的灯塔了。据后来的资料，英政府收购私营灯塔的原因在于认为私人收费太高，且因“搭便车”（Free Ride）的可能性太强而在收费中存在困难，由政府的免费提供将有利于人民的福祉，港运的发展乃至经济之振兴。
电视台的经营是问题的另一面。在美国的私人电视台乃至中国的各地方电视台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