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SCI论文发表，本文以中阿博览会为例，综合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和方法，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参展企业、银川市居民、国际新闻媒体等多个角度探究中阿博览会对银川市全球化路径的影响，为中国深内陆城市探寻一种以国际节事为导向的地方化的城市全球化模式提供借鉴。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
作为当今世界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经济全球化加强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并由此带来思维和行动方式的变革，是人类进入一个全新时代的标志（俞可平，200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变革带来“时空压缩”（Harvey，1989），产品、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力等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跨国公司全球性扩张态势更加迅猛，全球生产网络不断发展与深化，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促进城市区域发展、塑造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动力（Paul et al，1995）。正如姚士谋（2017）所言：“全球化时代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改变了国家的角色，促进了区域的崛起和城市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重组，推动全球尺度上城市与区域间日益增加的相互联系。”
尽管“经济全球化”概念产生于 1980 年代，但是经济全球扩张现象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Bordo et al, 2005）。一般可将经济全球扩张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刘卫东，2017）：①萌芽阶段起止于 15 至 16 世纪，欧洲人依靠航海技术的发展开辟了新航路，推动了地理大发现，催生出经济全球化的萌芽。这一时期主要为殖民掠夺，世界生产的商品并未真正进入国际贸易市场。②第一次快速扩张阶段起止于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期，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力的飞速提高和殖民贸易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扩张。③第二次快速扩张阶段起止于 19 世纪中后期至 20 世纪初，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技术进步推动资本全球流动，催生了垄断资本主义。④第三次快速扩张阶段起止于 20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末，美国主导建立了全球治理体系，新自由主义经济兴起，推动了投资和贸易自由化（Harvey，2007；Hudson，2016），催生了“全球产业转移”现象（Dicken，2010），此外，西方企业的生产方式由福特主义转向后福特主义，催生了全球供应链和全球生产网络（刘卫东，2020）。互联网技术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扩大对外投资、转变生产方式、提升运输和信息技术，全球生产网络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主要组织创新形式（Ernst et al，2001），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组织的全球化。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遇到了经济衰退、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环境污染等问题（贺灿飞，2019），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逆全球化”现象愈演愈烈，全球化进程发展到亟需寻找新型全球化道路的阶段。为应对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推动全球经济要素自由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开启了包容性全球化新时代（刘卫东，2017）。纵观经济全球化发展历程，每个阶段的演替都伴随着新特点、新挑战的出现，并推动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基于全球化理论、政治经济学、制度主义、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尺度理论、网络理论等多学科视角（Martin et al，2006），城市全球化研究在世界城市、全球网络、产业转移、动力机制、国际化空间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但是，其仍然存在需要深化的部分。首先，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理论是一种梯度性或垂直性的认识框架，容易导致全球尺度流于抽象（Marston et al, 2005）。面对国内外政治经济新形势，新时代中国需要探索一种立体网络思维下的全球化理论解释框架。其次，相关研究多以二元对立视角看待“全球-地方”关系（叶庆祥，2009），即以抽象的“全球”与特定的“地方”之间的互动表现“全球-地方”互动关系，忽视了“全球”与“地方”之间所涉及的国家、区域、其他地方之间的复杂联系（毛熙彦等，2019）。由于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基础和路径存在不同，地方在全球化进程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Agnew，2002），而早期研究多以自上而下的视角强调全球资本对地方的商业化影响（Cohen，1988；Greenwood et al，1989；Philp et al，1999），较少关注地方主动应对全球化的协商能力（刘俊等，2017）。最后，城市全球化理论多是基于发达国家或发展国家中的发达地区进行研究，并且多以企业为核心行为主体（Boschma，2017；Hassink et al，2019），缺乏欠发达地区其他行为主体的城市全球化理论。
本文基于国际节事视角，对中国深内陆城市银川市的全球化路径进行探究，尝试从“后进视角”丰富城市全球化理论内涵。节事活动在短时间内汇聚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对举办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多方面产生显著影响（许春晓，2009）。而以节事为代表的体验式产品国际化，也逐渐成为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张涛，2013）。近年来，节事活动在国内得到迅速发展，国内城市举办了不少大型国际节事活动，对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节事的角度探究中国深内陆城市银川市的全球化路径，有助于跳出全球化的传统思维，进一步理解和丰富城市全球化理论。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概念化模型
2.1 相关理论基础
2.1.1 城市营销理论
为了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吸引更多的发展资源，城市就必须在这个流动的资本世界中有所作为，实施更加积极的城市营销（张京祥等，2011）。城市营销的概念涉及市场营销、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等内容，是指城市运用企业市场营销理论，对各种资源进行发掘和整合，使城市的整体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找到一条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城市发展之路，不断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和知名度。城市营销是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在城市竞争中的产物，是一种新的城市管理模式（丁秀清等，2005）。城市营销的实践兴起于20 世纪 30 年代的欧美发达国家（Bailey，1989；Kotler et al，1993，2002），英文文献中关于城市营销的常见表述有 city marketing，urban marketing，sellingplaces 等。尽管表述各不相同，但是均强调以城市为中心，认为城市营销是一种基于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管理视角的可评估发展模式（Metaxas，2002）。
城市营销理论涉及营销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于宁，2006）：①“城市推广（City Promotion）”阶段，起止时间为 20 世纪 30 年代至 20 世纪中期。这一阶段以 Gold 等（1994）研究为代表，主要探讨了如何运用宣传和营销手段将城市或地区的形象与受众之间建立沟通联系，从而实现吸引移民、促进工业和旅游的发展。②“城市推销（City Selling）”阶段，起止时间为 20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70 年代。Ashworth和 Voogd（1990）合著的《Selling the City：Marketing Approaches in Public SectorUrban Planning》、Kearns 和 Philo（1993）主编的《Selling Places》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前者深入研究了城市营销的外部环境、城市形象和促销、城市竞争、市场细分等问题，推动了城市营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后者探讨了城市历史文化产品在吸引移民、游客、投资等方面的意义及实现方式，对此后从文化视角研究城市营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此外，Bailey（1989）、Gold（1995）、Brotchie等（1995）对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城市如何通过城市营销发展城市经济、提高城市竞争力进行了积极探讨。③“城市营销（City Marketing）”阶段，时间为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2.2 中阿博览会驱动下的银川市全球化路径
基于上文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中阿博览会驱动下的银川市全球化路径概念化模型（图 2-3）。尽管银川市处于不沿海、不沿边的地理位置，对外开放基础薄弱，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但是银川市对阿拉伯国家的开放具有天然的区位和人文优势，从地理区位来看，对外方面，银川市位于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的中枢位置，是“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家向西开放的重要节点城市；对内方面，银川市位于“呼-包-银-兰-青”经济带的中心区域，是陕甘宁蒙周边 500公里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从人文角度来看，作为 2000 多年前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穆斯林主要聚居区，银川市与阿拉伯国家有着相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文化纽带（赵多平等，2017）。基于这种双重属性，银川市借助中阿博览会打造深内陆城市向西开放的全球化模式具有一定的优势。
近年来，银川市依托独特而优越的自然禀赋，积极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打造农业名特优产品品牌，如葡萄酒、枸杞、长枣、大米、蔬菜等特色农产品。银川市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名特优农产品出口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银川市拥有着丰富独特的文化资源，丝路文化、西夏文化、河套文化、回乡文化等多种文化交相辉映。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资源造就了银川市多元交融的旅游资源，不仅拥有贺兰山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滚钟口风景区、黄河胜景等自然旅游资源，还拥有西夏王陵遗址、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