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重构中央地方税种，进一步优化地方财权。自分税制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是严重不对称的，财力的下降和预算支出的加重使得地方政府纷纷寻求预算外资金。为避免这种现象影响地方政府的后期经济发展，在设计地方政府税系时，要坚持“以收定支”的基本原则，适当增加地方政府在所得税、增值税和印花税等共享税的比例。与此同时，大力培植新税源和发展壮大旧税源，探索不同的房产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等地方税税率对地方政府税收的影响，从而切实提高地方财政可支配收入。此外，还要注意地方政府异质性的影响，避免有税种却无税源现象，出现所谓的有财权却无财源的问题，导致地方政府征税的积极性下降。
第二，强化“民生型”财政，逐步退出“建设型”财政。在计划经济时代或增长型政府，地方财政预算支出倾向于追求唯GDP至上的竞争性经济建设支出。然而，当前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阶段，向民生、服务和生态型政府转变是我国政府未来的首要目标，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应逐步退出建设型财政，向发展型财政转变。对于能够由市场力量承担的事务，应交由市场主体力量处理，而应当由地方政府负责的纯公益型服务，如素质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与当地居民密切相关的服务，则由地方政府承担。而对地方政府因承担外溢程度较高的投资项目，造成的地方财政缺口，除上级政府给予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弥补外，中央也应适当再给予一定的奖励性补助。只有通过构建对等的财权和事权关系，来降低地方政府的“天然型”财政缺口，才能抑制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形成。
8本文的研究结论、局限和展望
8.1本文的研究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9年经济总量达到15.54万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的21.41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世界排名第三的日本经济体，仅为5.36万亿美元。但我们在庆幸之时，不得不说我们也存在较多问题，如城乡收入差距大、贫富差距大以及生态环境破坏大等等，尤其为发展地方经济而引发的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可能性的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已有的研究表明，当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和外部约束机制缺失时，管理层做出自利决策的概率就越高，表明高管能否稳定为股东服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控制、自身动机和外部监督等影响。同理，在委托代理契约下，地方政府官员是否会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形成影响，也是受内部体制、行为动机和外部机制的综合影响。基于此，本文以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及其管控对策作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了财政金融体制、不同政府行为动机和政府审计以及媒体关注度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地级市和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在经过混合OLS、可行性广义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估计、分位数回归、内生性检验、压力测试以及重构变量法等实证检验后，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1）由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国有企业、地方不良贷款和地方养老缺口四类形成的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在2010年后呈现逐年升高的态势，在2019年更是达到了19.95万亿元，是2019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9倍，约占全国GDP的20%，表明我国为了偿还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需要近两年的地方财政收入才能偿还地方政府所引发的或有债务，或拿出近20%的国民收入才能抵消地方政府引发的或有债务；
（2）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扩张的内部体制因素方面，本文发现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分权越高和给予的金融分权越高，则当地的政府或有债务的规模就越大。进一步从投资冲动角度分析发现投资冲动在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过程中扮演中介作用，表明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部分是通过诱发投资冲动而导致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而后又从政治激励角度研究发现政治激励在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扩张的影响间扮演正向调节效应，表明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欲望越强，越会加剧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影响。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