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公众参与、环境规制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效应问题展开进一步探究。首先，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四种约束性污染物，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污染物排放的综合性指标。基于该指标，本文探究了公众信访等四种公众参与方式对污染物排放的直接影响效应。其次，本文在量化 1209 条环境污染防治政策的基础上，构建环境规制综合指标，分析环境规制对于污染物排放的直接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进一步分析公众参与对污染物排放影响的作用路径和机制，以考察环境规制在公众参与和污染物排放之间的中介效应。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污染物排放量也在逐年快速增长。2010 年，全球污染严重的 50 多个城市中，我国占 30 多个。至 2016 年，我国几乎所有污染物的排放量均排世界第一。尽管政府和公众等都都开始通过自己的方式参与环境保护和污染减排，然而，工业化和城市化持续加速推进，雾霾天气多发、城市河道水体污染等问题突出，我国环境污染的形势依旧严峻，污染减排任重而道远。中国政府于 1979 年颁布了第一部具有法规性质的环境保护文件《环境保护法》，这标志着中国的环境规制开始起步，也标志着中国政府正式开始通过立法着手解决环境问题。近些年来，中国颁布的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使得中国的环保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了污染减排的约束性要求及指标，这一要求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得到贯彻落实，在“十二五”计划污染减排的政策指导下，全国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四类约束性指标的排放总量同比 2010 年分别下降了 12.9%、18.0%、13.0%和 18.6%。截至 2015 年年底，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污染减排与政府的环境规制密不可分，但当前由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长速度过快等原因，我国依旧面临着严峻的污染减排形势。其次，“GDP 锦标赛”竞争以及部分官员对于晋升的追求，使得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除此之外，中国“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特殊的国情，可能会使得中央和地方之间信息沟通不畅、信息传达有偏差，以致环境规制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无法取得预期的成效，这都可能会导致环境治理中的“政府失灵”，影响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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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关概念界定
1.2.1 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最早起源于西方民主制度，其最初是指公众在代议制政治中行使参与权和选举权等行为过程。从广义视角来看，公众参与可以被理解为公众关心公共社会事务和利益，并有权推进社会决策的制定和公共活动的实施。在这一层面上，公众参与是与政府等相关机构进行沟通、交换信息的持续性活动。进入 20世纪 90 年代之后，“公众参与”的概念开始在我国环境公共管理领域盛行[3]。近年来，一些学者就公众参与开展了不少研究，针对公众参与概念的探讨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不同学者对其概念的界定尚未统一。Swell 和 Coppock[4]认为公众参与是指公众通过一系列正式及非正式的机制直接参与到决策活动中。在我国，俞可平[5]是较早对公众参与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学者，其认为公众参与即公民尽己所能，以自身行为影响公众生活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所有社会活动，这一概念涵盖了广泛的公众参与形式和公众参与的对象。刘红梅等[6]认为公众参与是指具有相同利益和偏好的社会团体参与政府对公共利益事项的决策，并向相关部门提出意见以及建议的一种活动。王锡锌[7]则认为，公众参与指的是政府部门允许相关利益主体通过提出意见、建议以及表达意见诉求等方式参与法律制定及决策活动，进而提升政府行政活动的质量和水平的一系列规范和体系。尽管不同学者对公众参与进行界定时存在研究视角等方面的差异，但根据其定义可以看出，学者们的研究均从侧面肯定了公众参与是公众向政府等有关部门传递信息、表达诉求等，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影响政府政策制定或公共事务决策，以保障自身利益的一种过程。
综上，本文认为，在环境领域中，公众参与可以理解为公众通过某些程序或渠道，以一定的形式参与到与其自身环境利益有关的决策和环境管理之中，并在此过程中监督政府的决策和管理行为，以确保所有的环境行为活动可以符合广大公众的共同利益要求，且这些活动能够对提升环境质量产生积极效应[8,9]。公众参与往往被视为环境、科学或技术问题治理的民主“解决办法”，并经常被理论化为决策质量的保证和良好治理的支柱[10,11]。近年来，我国也出台了一系列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配套规范办法，这些都表明了，我国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地位，并要求对公众参与的权利进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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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框架与文献综述
2.1 理论框架
2.1.1 环境权理论
环境权理论也可以被称作“公民环境权”，其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中叶。环境权理论是公众环保参与的重要理论根据[18,19]。1976 年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类拥有在美好的生活环境中平等自由生存的基本权利，还肩负着对所处的生活环境进行保护的义务与责任，这种针对人类环境权利的阐述打开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于环境权的探讨之门。另外，现实环境下，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凸出也使得人们逐渐对环境权作出深入探讨。18 世纪中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得手工劳动模式逐渐被大机器生产模式所取代，在这一背景之下，社会生产力得到大幅提升。尤其是 20 世纪之后，人类社会快速发展起来，但在此阶段，环境的污染及破坏往往被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所要付出的代价，如蒸汽机、煤炭的广泛使用使得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含量明显提高，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等问题逐渐加重，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随之凸显出来。受到环境问题困扰的人们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环境权”的概念和理论。具体地，“环境权”指的是针对特定主体而言所享有的关于环境资源的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而针对不同主体，环境权的内容也相应地有所差异。对于社会公众和企业来说，“环境权”即指针对该主体所享有的环境资源的使用权、环境信息状况的知情权以及当自身环境权益遭受威胁时向相关主管当局请求保护的权利。而针对国家这一主体而言，“环境权”则意味着国家拥有环境资源的所有权。因此，为了保障公众的环保权益，国家拥有运用经济和行政等各类手段，通过合法途径管理环境资源的权利，其根本目的是助力实现经济、社会及自然三者的协调发展。在这一层面上，环境权理论也可以被认为是政府等行政管理部门通过环境规制手段进行环境污染治理的理论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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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综述
2.2.1 公众参与对环境的影响效应研究
早期，部分西方学者探讨了在西方民主制度环境下，公众参与影响环境等公共产品或服务的途径和方式。如一些学者认为公众可以通过“用手投票”[28]、“用脚投票”[29]、呼吁请愿以及申诉抗议[30]等方式促使政府为其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环境质量。国内学者则集中于对公众环保参与的重要意义[31]、优势[32,33]、功能定位[34]、公众参与或相关制度的发展现状和不足[35,36]以及影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各类因素[37,38]等问题进行探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环境权”理论在公众环保参与中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出来。该理论强调，环境权是基本人权之一，因此必须对其进行保护。“环境权”理论的提出不仅仅展现出公众对于绿色协调可持续的生态环境的追求，更体现出公众对于自身环保诉求的重视。除此之外，环境权理论的出现为环境污染的主体设置了所需履行的相应义务，同时也为公众环保参与提供了更充足的证据支撑。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对于公众健康、生活的消极影响日益凸显，公众对于自身环保权益的重视程度明显增加。学者们开始逐渐意识到公众参与在公共环境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并开始就公众参与对环境的影响效应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并未得到较为统一的结论。有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对公众参与在环境领域的积极效应作出了肯定。Kagan 等[39]从企业层面出发，选取澳大利亚、美国华盛顿洲等 14 个地区的制浆和造纸厂的数据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来自本地社区和环保人士的压力对促使企业改善环境绩效具有明显的优势。Jonathan[40]在其研究中阐述了美国中央生态规划失败的背景及存在的问题，并指出公众参与可以有效促进环境改善，还可以减少环境保护及管理的成本。Dasgupta 等[41]通过研究发现，公众抱怨会通过影响环保监测与执法行为对环境污染产生间接的负向效应。Fedorenko 和 Sun[42]以中国微博网站所发起的空气污染防治行动为案例，通过观察、分析以及访谈等方法开展研究，研究表明通过微博网站，以环保群体为主的公众环保力量得以进一步发挥。Dong 等[10]的研究表明，公众的环保投诉与 COD、SO2 的排放密度显著相关，而与工业固体废物的密度则无显著的统计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公众的环保投诉受到他们接触的有害污染物的形式的影响。
图 3.1 2006-2017 年全国环保信访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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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描述......................18
3.1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18
3.2 变量描述............................................18
第四章 公众参与、环境规制对污染物排放的直接影响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