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研究，本文聚焦于肮脏工作的主题，围绕肮脏工作者能否采取有效应对策略缓解肮脏工作对身心福祉的影响这一问题展开研究。通过对过去有关肮脏工作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关注护工这一肮脏工作群体，本文提出“这些护工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肮脏工作？肮脏工作对他们的身心福祉有着怎样的影响？护工通过怎样的策略来应对这种影响使自己能够长期坚持肮脏工作？”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定性到定量的两阶段调查。在定性调查阶段，通过以肮脏工作的真实经历为出发点进行现象学分析，研究主要获得了肮脏工作的感受，肮脏工作的动因和肮脏工作的应对方式三个方面的研究发现。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实践背景
肮脏工作（Dirty work）是指“生理，社会或道德上有污点的工作任务”，用来描述那些在社会一般认知中往往被认为是令人厌恶、有辱人格的工作[83]。从现实角度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肮脏工作在劳动力市场都一直被边缘化，许多肮脏工作从业者面临低工资、低保障和高风险的职业状况[59]，由此导致严重的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而肮脏工作的特性也给企业相关职位的招聘、留用、激励和职业安全等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带来困难。但学界较少从职业的肮脏性视角来分析这类工作的用工难和高流动率问题。本文主要聚焦于大型公立医院、养老院及福利院等各类型医疗机构中的护工群体，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增长，公民平均寿命延长和大家庭支持结构减少，社会对专职医疗人员和护理工作者等有偿护理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49]。然而，尽管护工这样的低级医疗保健工作在服务行业中的比重不断增长，但护理工人往往缺乏职业技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薪水和福利保障不足[59]，并且由于其与“身体工作”的紧密联系而社会地位低下[49]。
在本文的前期调研中研究者发现，最广泛使用护工的一般是那些卧床不起、生活无法自理的重症病患或老年病患，护工一方面负责擦洗身体、处理废弃物、看液体、喂水喂饭等生活护理工作，减轻了医护人员的负担，却也导致自身面临着较高的工作强度和工作量导致的生理压力；另一方面，护工承受着照护危重患者的生理风险，以及社会歧视、肮脏污名等的多重心理压力。总而言之，护工承担了社会发展和医疗系统运作所必不可少的肮脏工作，却很少得到平等的对待和足够的重视，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2020年 1 月以来在国内乃至全世界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各个国家的医疗系统面临空前压力，为了防止感染扩散，危重症患者的生活护理也由医生和护士负责，这无疑极大地增加了医护人员的压力，也提高了病情管控的难度，由此体现出正视和改善护工的工作现状，培养更具专业性的职业化护工团体的必要性。理解护工群体承受的肮脏工作压力，了解他们的实际工作体验和从事肮脏工作的真实经历，帮助他们在护理领域内取得更加长久的职业发展，也因此具有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基于此，研究者以护工这一肮脏工作群体为切入点，提出本文的基本问题：肮脏工作从业者，尽管从事着不得不做的谋生工作，是否一定身心备受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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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和方法
1.2.1 研究内容
本文分为两个研究阶段，第一阶段为定性的案例研究，以“肮脏工作的真实感受是什么？这些工人为什么选择从事这样的肮脏工作？他们是否会采取一些办法化解肮脏工作的压力？”的基本问题为切入点，采用现象学的逻辑方法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以归纳性结论中未曾得到以往研究充分证实的内容为下一阶段的研究问题，通过进一步的定量分析进行验证；第二阶段的实证研究以肮脏工作感知为自变量，工作投入和离职倾向为因变量，感知社会支持和主动性工作重塑为调节变量，构建肮脏工作的应对策略对工人身心福祉的影响作用模型，以社会压力理论为基础进行假设推导，研究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肮脏工作感知是否会对工人的工作投入和离职倾向产生影响，更高水平的肮脏工作感知会导致更高还是更低水平的离职倾向和工作投入度；
第二，感知社会支持是否会对肮脏工作感知与工作投入和离职倾向的主要关系产生影响，通过统计分析工具检验感知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
第三，通过将增益性的工作重塑维度命名为主动性工作重塑，检验主动性工作重塑是否会对肮脏工作感知与工作投入和离职倾向的主要关系产生影响，通过增加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是否会对肮脏工作的压力起到缓冲作用；
第四，主动性工作重塑是否会对感知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具有中介效应，感知社会支持作为重要的工作资源，是否能够通过主动性工作重塑调节肮脏工作压力对工人身心福祉的影响，通过统计分析工具检验被中介的调节效应。
总体而言，研究是将肮脏工作视作一种压力源，在社会压力理论的框架下，以“这些护工为什么选择并能够长期坚持这份工作？肮脏工作对他们的身心福祉有着怎样的影响？护工通过怎样的策略来应对这种影响？”的三个问题为总体思路，探索肮脏工作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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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肮脏工作的研究综述
2.1.1 肮脏工作的概念
（1）肮脏工作的含义
Everett Hughes 于 1951 年首次提出肮脏工作（Dirty work）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生理，社会或道德上有污点的任务”，以此来指代那些可能被视为令人作呕或有辱人格的任务和职业[83]。在 Hughes 最初的表述中，工作可能是以下几种方式之一被认为是“肮脏”的：“可能只是在身体上令人作呕；可能是堕落的象征，损害人的尊严；可能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英雄主义的道德观念背道而驰。”Hughes（1962）观察到，社会将肮脏的工作委托给了一部分群体作为社会的代理人，而后又给这些团体蒙上污名，从而有效摒弃他们所被要求的工作。社会团体将肮脏工作拟人化，从而使他们从字面上成为“肮脏的工人”[85]。肮脏工作的概念化可以用 Douglas（1966）关于清洁和污染的社会性研究来解释。Douglas 认为，社会倾向于将清洁等同于善，将肮脏等同于恶，因此清洁与肮脏是道德的基调。由于肮脏威胁着清洁的神圣性，因此肮脏被视为禁忌，社会努力将干净的东西与肮脏的东西分开。因此，必须处理污染、从事肮脏工作的人趋向于“污名化”，也就是说，社会将与污垢相关的负面品质投射到他们身上，使他们被视为肮脏的工人[116]。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引用肮脏工作概念的研究人员很少明确定义它，但基本与这种生理，社会或道德污点的开创性概念相一致。为了增强 Hughes 对脏工作的分类的概念严谨性，Ashforth 和 Kreiner（1999）针对工作污名和职业刻板印象的各种研究归纳并细化了肮脏工作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将肮脏工作具体分为三类[16]：
（1）生理污名，指那些与垃圾，死亡，污水等直接相关职业，例如屠夫，看门人，扫烟囱的人，葬礼导演等，或那些被认为是在特别有害或危险的条件下进行的、会产生身体异味的职业，例如矿工，农民，消防员，牙医等；
（2）社会污名，指那些总是与被污名化的群体相联系的职业，例如监狱看守，艾滋病工作者，精神病房服务员等，或那些工人似乎为他人服务、与他人之间有奴役关系的职业，例如鞋匠，女仆，管家等；
（3）道德污名，指那些被视为有罪或美德有问题的职业，例如异国情调的舞者，纹身艺术家等，或那些工人被认为使用欺骗性、侵入性，对抗性的做法或从事与文明规范相违背的职业，例如账单收集者，电话推销员，私人调查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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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作投入的研究综述
2.2.1 工作投入的概念和维度
工作投入（Work engagement）的概念最早是由 Kahn（1990）所提出的，他认为个体的投入是在促进与工作和他人建立联系，彰显个人生理上、认知上和情感上的存在，以及积极、完整的角色表现的任务行为中同时采用和表现出来的个人的“偏好自我”[92]。根据 Kahn 的观点，人们都对自我有着维度划分，并会在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过程中使用和表达不同的自我维度，而不同维度的采用是为了将个人的精力投入到不同的生理，认知和情感劳动中。人们在投入工作时，无论是独自一人还是与他人在一起，都在生理上参与任务，认知上保持警惕，并与他人建立情感上的联系，以显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创造力，信念和价值观以及与他人的个人联系。在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工作投入的概念被不断深入和细化。Maslach 和 Leiter（1997）提出“工作投入”的特征是精力，参与和效能，这三个方面分别被认为是耗竭，玩世不恭和缺乏专业效能的三个对立面。工作投入的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活动充满活力和有效的联系，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完全满足其工作要求[112]。进一步地，Maslach 等人（2001）将工作投入定义为员工的一种持续的，积极的情感激励状态，并将工作投入划分为活力，奉献和吸收三个维度。活力是指高水平的精力和韧性，愿意为工作投入精力，是指不易疲倦的能力以及面对困难时的毅力。奉献精神是指对工作的坚定投入，伴随着热情和意义的感觉，以及自豪感和启发性。最后，专注是指一种完全沉浸在工作中的愉悦状态，其特征是感觉时间过得很快，无法使自己脱离工作[113]。这一维度划分也是在后来有关工作投入的研究和应用中最为广泛采用的构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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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一 肮脏工作的案例研究.......................34
3.1 研究设计.............................34
3.1.1 研究方法............................34
3.1.2 数据收集........................35
第四章 研究二 肮脏工作的实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