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研究得到了具有历史传承性和情境依赖性的中国企业家精神内容结构。主要包含四个维度：责任精神，是企业家承担经济责任、造福社会的担当导向；自强精神，是企业家坚定务实、自强不息的成长导向；创新精神，是企业家思想突破、推陈出新的机会导向；竞争精神，是企业家不甘平庸、追求成功的角逐导向。2017 年 4 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意见》，用 36 个字高度概括了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其中包含创新发展、追求卓越和履行责任等。
第 1 章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成长乃至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和持久驱动力。2018 年 3 月，安利发布报告指出，冒险是衡量全球企业家精神状态的重要维度，74％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自己是风险承担者。然而，同年 8 月份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展开问卷跟踪调查，结果显示信守承诺、尊重他人是中国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核心维度，第二维度是高度的敬业精神。相较全球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中国现象存在一定的独特性，值得引起反思。在中国情境下，企业家精神的结构和效应机制究竟是怎样的？
主流研究基于欧美情境，侧重于分析建立在经济合理主义基础之上勇于挑战一切风险、把握一切机会的创新精神，认为这是决定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然而，、Baumol（1990）[1]指出基于纯粹的经济视角展开探索，忽视了企业家精神作为人性的体现，企业家在政治和司法领域进行“套利”的非生产性财富再分配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研究。此外，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进行探索，学者们更是认为中西方地理环境的差异造就了西方海洋文明的冒险精神和中国大陆文明的匠人精神，由此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情境依赖性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情境的独特性，可能诱发与西方不同的过程和作用机理[2]。在 170 年的现代化征程中，代代企业家立足于中国情境，把握历史契机，推动经济资源合理配置。陈江（2015）[3]认为从这一过程的真正源头去寻找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基因”和内在逻辑，19 世纪的中国是现代化改革的接触点。自此，清政府允许民间办厂，近代工商业开始发展。法国学者 Marie Claire Bergere 在《Marie-claire bergere lage dor de labourgeoisie Chinoise》中有个论断，中国近代企业家在他所处时代所获得的经验有着独创和特殊的意义，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可以这么说，它是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基石之一[4]。历史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将现在和未来与过去连接起来（North，1993），要研究中国企业家精神需要从历史的脉络中去系统研究，中国情境下的企业家精神具有明显的情境依赖性和历史传承性。因此，本研究针对中国近代以来具有开拓意义的企业家进行系统研究，以求从更长的历史视角为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发扬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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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1.2.1 主要内容
本研究将企业家精神视为一个复杂系统，基于企业家精神结构和效应机制的情境依赖性，引入制度环境、地理环境、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等理论概念，研究中国情境下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首先，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在典型性个案的基础上不断补充和比对相关案例以确认理论饱和，构建理论模型。其次，对扎根编码结果进行概念阐释，通过文本梳理和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最后，采用量化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企业领导、在职人员的问卷调查获取一手数据，对理论模型和假设进行检验，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发扬提供建议。
本研究各部分的具体分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 绪论。本章主要介绍了整体研究框架，包括：提出研究问题，说明研究内容及创新点，明确研究目的及意义，阐述研究方法及路线。
第二章 文献回顾。本章对企业家精神的内容结构和研究视角进行探讨，包括经济学模式、经济伦理模式及制度模式。由于目前鲜有研究从更长的历史视角针对中国情境探索企业家精神的结构和效应机制，因此对经典观点的梳理有利于明确本研究的关键内容和方法范式。基于此，结合已有学者的文献观点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主要涉及制度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进而剖析各个理论的研究重点和趋势，为本研究的探索方向提供理论支撑。
第三章 理论模型建构。本章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中国近当代的 8 位企业家进行多案例比较分析，提炼出企业家精神的有效范畴及相关逻辑关系。具体来看，企业家精神的内容结构包括：责任精神、自强精神、创新精神及竞争精神，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情境因素包括：制度环境、地理因素、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通过编码推演得出企业家精神在情境因素的作用下推动企业成长。
第四章 研究模型的概念阐释与假设提出。本章主要对扎根理论的研究结果展开分析讨论，结合制度环境、地理环境、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等理论研究，基于企业家精神的多维结构，提出情境因素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假设；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假设；企业家精神在情境因素与企业成长间的中介效应假设。同时，构建可操作化的实证研究模型，为下一步实证研究提供基础。
第五章 实证研究设计。本章首先介绍了问卷的设计过程，包含三个步骤。其次，借鉴顶级期刊中被广泛引用的成熟量表，结合扎根编码结果，对情境因素、企业家精神及企业成长各个变量确定合适的测量题项，形成正式问卷。最后，对样本与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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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回顾
2.1 企业家精神综述
2.1.1 企业家精神的内容结构
在企业家精神研究成为企业家研究的主流后，学界一直致力于归纳分析企业家精神的内容结构，认为这是研究企业家精神效应机制的逻辑起点。对此，国内外研究学者普遍表明企业家精神是具有多维度的，单一维度不足以反映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特征。汪丁丁（2002）[7]基于以往研究提出企业家精神的三要素，分别是熊彼特的创新精神、诺斯的合作精神及韦伯的敬业精神，强调在三要素的机制中短期行为是企业家精神的最大威胁。Mandla Adonisi（2003）[8]在此基础上将长期行为纳入企业家精神的分析中，认为企业家精神由自我更新、新市场开拓、创新精神、开创意识及冒险精神五个维度构成。J.P. Ulh?i（2005）[9]也提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机会识别、进取性和增长导向的行为，在社会资本的作用下推动经济资源合理配置。其中，识别机会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Eric Adom Asante 等（2019）[10]基于机会识别理论，提出控制点会影响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机制，分为内控性与外控性。王竞一（2018）[11]也通过内容分析技术，提出一个包含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和内控精神的四维度模型。可见，在企业家精神结构问题的研究上，学者们倾向于从各自理论视角出发，针对研究样本展开讨论。但是，由于企业家精神涉及到交叉领域，研究结论各有侧重，因此，企业家精神目前还处于一种“混乱前范式研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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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制度理论综述
从以上企业家精神的国内外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具有情境依赖性和历史传承性的复杂概念。针对中国情境，前期理论界主要集中于从经济体制、制度要素来研究企业家，特别是基于制度环境的规制层面来对企业家精神进行理论推演（Capelleras 等，2008）[24]。
制度分析最早起源于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后发展到组织社会学领域。以 Coase、Williamson、Demsetz 和 North 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从产权和制度的角度对经济问题展开分析，其中，以 North 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企业家研究的影响最为显著。North（1999）[16]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对制度进行了阐释，认为制度是人为形成的，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力量，其受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并抓住制度变迁的机会创造利润。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在于研究企业家精神时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并将情境依赖性纳入分析框架中。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效率准则，组织社会学基于合法性准则赋予制度更为广泛的定义[25—26]，不仅涉及传统、法律和程序规则，还包含指导个体行为的认知模型、道德规范和表征体系[27]。Scott（1995）[28]将制度因素归纳为三类，分别是规制、规范和认知。他强调认知的全局性意义，这种潜在的、内化的因素与规制、规范这类外在的、有意识的因素共同形成一个总体概念架构。
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和组织社会学的主要观点，国内学者依据制度理论对企业家精神展开研究。邵传林（2014）[29]基于制度变迁视角研究金融深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提出了市场开放程度、经济体制与金融深化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家精神的积极意义。王效俐等（2019）[30]基于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政府经济职能和管理职能双重角度剖析企业家精神，认为有效的政府管制行为会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扬，具体体现为审批程序的透明性、政府规模的适度性、政治行为的合规性。陈怡安等（2019）[31]的成果显示，相较政治腐败和金融水平，法治进程与政府管制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更为显著，其中，法治进程和金融水平对企业家精神的交互效应为正，金融水平与政府管制交互效应为负。庄子银（2005）[32]通过建立一个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出法律政策缺乏、政府干预过多、货币政策失灵会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发扬，其政策含义在于，积极调整财政、税收政策，推动人均收入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罗党论（2009）[33]针对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