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学论文，本文利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BS）的四波数据和世界价值观调查（ABS）的五波数据，时间总跨度为1990年到2018年，共同描绘了我国政治信任总体水平的发展概况、内部结构特征和信任主体特征。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3月，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我们要警惕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的“塔西佗陷阱”，“当然我们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很严重，这涉及到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①“塔西佗陷阱”本质上就是政治信任问题②，它深刻地揭示了公共权力不受信任的结果，即当公众不再信任政府的时候，政府怎样做都会受到批评和怀疑③。“民信”是“三政”之一④，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整个政治系统就难以立得住。
政治信任贯穿于政治系统与公众互动的全过程，获得民众的信任对于一个政治系统来说很重要，这关涉到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也是充满活力的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信任在应对风险社会、治理危机和多元价值观的挑战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当政治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遇到阻碍时，政治信任的存量可以提供额外的回旋空间⑤。可见，作为链接微观公民个体和宏观政治系统的重要纽带，政治信任是政治体系合法性的核心基础，对于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转、治理绩效的有效提升以及民主政治的实践创新意义重大。
然而，相关研究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持续下降的趋势已经成为一个共同的国际现象。美国、欧洲、日本等都面临着相同的难题，目前整个世界都处在一个“信任赤字”或“不信任政府的时代”⑥。与国际相比，我国的政治信任水平一直位于前列。但有研究指出，我国这种政治信任高水平只是整体上的粗略情况，并非政治信任的所有面向都是如此⑦。
第二节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政治信任相关研究
约翰·洛克最早提出政治信任问题，他认为政府是由人民的信任建立而成的，人民也是这种信任的受益人①。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唐恩（John Dunn）也曾指出，在洛克的思想中，公民与政府之间不是简单的契约关系，而是一种信任关系，这种信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纽带，使得人类相互联系成为可能，也有助于解释良性社会的存在何以成为可能②。政治信任的系统研究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在伊斯顿（Easton）《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文中被定义为政治制度支持的关键因素，随后Miller（1974）和Citrin（1974）在其著作中使用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全国选举研究数据，对政治信任进行实证检验和推广。自此，国外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迎来了高潮发展时期。
国外政治信任研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前期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后期以实证研究为主。主要围绕着政治信任的社会起源、发生机制、测量情境等展开，同时也关注新冠肺炎中政治信任的具体情况等。
（一）政治信任研究兴起的背景
一是“民主危机”对政治信任的侵蚀。20世纪60年代末，一些政治理论家如Crozier、Huntington（1975）认为西方民主正在发生“危机”。因为19世纪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似乎无法满足20世纪的需求，从而产生了一种危机超载状态，使得民众对政府领导人和政治机构的信心减弱③。人们认为繁荣的民主与有效的治理是不相容的④，大规模群众运动如民权骚乱、暴力抗议、学生激进运动和工业斗争风起云涌，使得西方国内秩序遭到极大破坏。民众参与狂潮迭起，而政治参与热情却在高涨之后逐渐冷却，公众对政府产生了极大的疏离感。同时怀疑的气氛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使得公众政治信任的不断衰落⑤。
二是西方福利国家危机带来挑战。福利国家的兴起、成长和衰败的过程与公民的政治信任之间息息相关。从政治信任的内涵来看，公民与政治体系之间的利益是影响政治信任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由于受到多重危机的冲击，西方福利国家进行了政策调整和社会改革，随之而来的是福利政策的核心利益关切点从社会大众转向了金融资本①。福利政策的调整带来的是公民基本利益的减损，直接影响了大多数公民的生活质量，由此也导致了公民政治信任水平的走低②。
第二章政治信任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政治信任相关概念
一信任的概念
政治信任是信任的一种具体类型，是一般信任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既具备信任的普遍特征，更具有政治的特殊属性。所以，一般信任是理解和界定政治信任的出发点。
何为信任？信任或诚信文化在我国历史中由来已久。“信”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核心理念，也是儒家主张的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之一①。对一般社会成员来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对于统治者来说，“信”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②。在中国的语源学中，“信任”一词中的“信”作为名词解释，是诚实、真实无欺之意，这层含义更多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或道德的要求，强调个体自身的“可信性”的自我要求。而“任”是指使用或任用，是一种动词性解释，即“相信”、“信赖”而使用，是因为信得过而敢于给予他人信任，是不怀疑他人的“可信性”，强调的是对他人或外界事务的信任的态度和行为③。在西方文化中，信任一般被译为“trust”或“confidence”，是指对人或物所具有的特性、能力和真实性的信赖和信心。信任是合作的情感基础，它强调个体对他人善意的“自信的期待”，实质是一种行为主体和行为对象之间的关系④。
国外对信任含义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社会学领域的西美尔、卢曼、巴伯和吉登斯等人。普遍认为，专门研究信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一文。他认为社会始于人们之间的互动，而信任是一种在互动框架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由此提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信任，社会就像一盘散沙”，整个社会就无法运行。信任就像润滑剂一样，帮助集体和组织的运转更加有效⑤。
第二节相关理论基础
一文化理论
文化理论将信任视为外生的，通过早期生活的社会化习得并传播。政治信任的文化理论主要由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和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所构成，并在其基础上不断演化发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阿尔蒙德与维巴合著了被视为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①一书，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并阐释了公民文化理论。“公民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分是信任他人的种种态度”，一个国家的信任文化是民主政治成长的重要因素，为政治信任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皮埃尔·布迪厄的著作中，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该理论被普特南引入进政治学研究领域②。社会资本是一种基于信任的社会网络关系，其核心元素是信任。该理论认为，在社会资本较好的地区，人们倾向于更积极地参与社团和公益事务。随着参与者之间的社会交往越来越密切，信息流通越充分，他们之间互信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更容易产生合作，这也为未来的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这种横向连结的社会自组织有利于形成互惠、规范、信任与合作的社会氛围，进而增强人们的信任感。不仅如此，团体或群体信任产生的溢出效应会进一步促进个人对社会和政治的信任。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公民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进而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最后间接地、长期地影响政治信任的积累。社会资本需要长期积累，作为一种较缓慢的动态变化过程，对政治信任的任何影响都是通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后才出现的，在短期内很难看到立即的政治效果，却影响着政治信任的长期变化趋势③。
第三章研究设计与数据模型........................24
第一节数据来源...................................24
第二节变量的选取与操作化.............................25
第四章我国公众政治信任的发展水平及其结构特征.........................33
第一节变量的描述性分析..................................33
第二节我国政治信任的总量水平：历时性变化......................33
第五章实证分析：文化与制度因素.........................41
第一节模型设定检验.................................41
第二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42
第五章实证分析：文化与制度因素
第一节模型设定检验
由于变量间的内在联系很容易产生共线性问题,即某一解释变量可由其他解释变量线性表示，这种“多重共线性”将导致模型估计产生偏误。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是衡量多重共线性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VIF越大，表示该解释变量的多重线性问题越严重。按经验规则来看，VIF的最大值不应超过10①。通过提前对回归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见表5-1），本文发现最大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为1.63，平均值为1.22，均远小于10，由此判定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会影响参数估计，说明本文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基本假定成立。
第六章结论与展望
本文利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BS）的四波数据和世界价值观调查（ABS）的五波数据，时间总跨度为1990年到2018年，共同描绘了我国政治信任总体水平的发展概况、内部结构特征和信任主体特征。同时将ABS四波数据结合为混合横截面数据，建立OLS回归模型，以政治信任作为因变量，加入了人口学变量和政治心理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研究文化因素和制度绩效两大类因素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并将时间因素作为虚拟变量与各核心解释变量交互相乘，以检验各解释变量与时间的交互调节效应，考察核心解释变量随时间波动的变动情况。结合描述性分析和实证分析，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