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学论文，本文对农民工的相对贫困进行了理论研究和测度，并给出相关建议，希望有助于加强对农民工的相对贫困问题的全面认识。但碍于数据获取的局限性和理论功底的有限性，对农民工相对贫困问题理论研究还不够透彻，构建的农民工多维贫困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完整性有待进一步验证，相关治理建议也有待进一步的细化。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我国扶贫事业的视线长期聚焦于农村，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随着精准扶贫方略的实践，脱贫攻坚进展显著，“十三五”期间，现行标准下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我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基本解决，绝对贫困现象实现历史性消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成就。
然而，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下，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并不代表我国彻底解决了贫困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共中央发布的“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意味着，中国反贫困的主要目标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反贫困阵地从以农村为主向城乡统筹转变[1]。
在这个新阶段，处于城乡夹层之中的群体：农民工，他们的相对贫困问题更加隐蔽和复杂。随着我国城镇化推进和市场经济实践，城乡间要素流通越发频繁，尤其是产生大量流动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2021年流动人口达到38467万人，农民工总量达到29251万人，占流动人口总数的76.04%，占我国总人口的20.72%。其中进城农民工1310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5.87%。伴随着农民工空间上的乡城转移，贫困阵地也随之转移，农民工的贫困问题已经成为城市贫困的主要类型[2]。
1.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2.1 研究对象
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农民工，重点关注其相对贫困问题，围绕农民工相对贫困理论、测度和治理展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乡之间要素流通趋于频繁，农村人口大量转移至城镇进行非农活动，贫困也随之进行着城乡转移，在解决区域性、整体性贫困的背景下，城市贫困逐渐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农民工的贫困问题是城市贫困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基于此，本文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农民工相对贫困问题，搭建我国农民工相对贫困理论框架，并构建农民工相对贫困测度体系，以CFPS微观调查数据库中符合本文对农民工定义的条件样本为研究基础。
1.2.2 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作为本研究的基础方法，为本文提供大量的理论支撑和实证方法借鉴。在研究过程中，借助学术数据库广泛查找、收集、整理丰富的学术资源，大量查阅了贫困理论、农民工相对贫困、相对贫困测度方法等相关文献，以求全面、综合地掌握相关理论和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梳理了贫困问题的内涵、农民工相对贫困内涵及主要测度方法的相关理论研究。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研究，逐步对农民工相对贫困问题有了全面的认识，为构建本文农民工相对贫困理论框架和测度体系提供借鉴和理论支撑。
第二，定性与定量结合分析。本文在对农民工相对贫困进行理论分析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在对农民工相对贫困进行测度时，主要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有关于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内涵、表现、特征和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描述中，主要使用定性分析的方法。而在对农民工相对贫困测度时，采用了定量分析方法，具体方法是A-F“双界限”法与MPI多维贫困指数构造及分解方法相结合。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贫困理论文献综述
贫困问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横截面，长久以来被学者所关注。自18世纪以来，随着生产方式的进步，剩余产品不断累积，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在经济、政治、文化多重因素外部环境作用下，贫困问题越来越突出，贫困研究也越发丰富。一方面，贫困内涵不断丰富，由绝对贫困深入到相对贫困，研究贫困的视角也逐渐从收入拓展至多维[5]。另一方面，贫困测度的具体方法也相应地由收入贫困线方法，发展至多维测度方法。
2.1.1 有关贫困内涵的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贫困问题都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贫困的内涵也随贫困理论的不断发展而越加丰富。总体来说，根据不同研究视角，贫困的内涵经历了经济学视角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发展学视角的能力贫困、政治学视角的权利贫困的动态演进[6]。可见，贫困内涵具有动态性和历史性，是一个复合、相对、多维的概念[6]。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人类早期对于贫困的认识主要限于饥饿或基本生活不能得到保障，这种生存性贫困表现的是贫困的绝对内涵[7]。亚当·斯密（1776）认为，个人能获得的生存必需品和便利品的质量以及娱乐质量可以作为判定个体贫困的标准[8]。马克思贫困理论认为，绝对贫困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者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状态，这种状态使得劳动者陷于劳动能力和财富相对立的矛盾之中[9]。英国学者Seebohm Rowntree（1901）最早提出绝对贫困的标准，他在估计约克市的贫困线时，提出贫困状态是指“维持生存所需的食品、住房、衣服和燃料等生活必须品无法得到满足”，相应地，Rowntree（1902）用维持体力最低需求的“购物篮子”等价的货币值来划定贫困线[10]。此后，这种从消费角度出发，将维持个人生存所需要的种类和数量折算为货币量的“基本需求法”作为贫困界限的方法也沿用于大多数国家。世界银行也基于这种“最低生活水准”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划定贫困线[11]。
2.2 农民工相对贫困测度文献综述
学界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关注农民工问题，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农民工相对贫困问题才逐渐被学界注意到。伴随着贫困理论的发展，我国农民工相对贫困测度的研究，也主要围绕贫困线的相对标准方法和多维贫困测度两种方法展开。
2.2.1有关收入相对贫困测度的文献综述
收入相对贫困测度方法基于相对贫困线的设置，目前，学界关于相对贫困线主要有两种设置思路。但目前来说，无论是哪种思路，都没有统一的相对贫困线设置标准。
第一，以基尼系数为基础划定全国统一的相对贫困线。按照这种思路，研究者将整个社会的收入排序，把相对贫困线设置为一定比例的收入分布中的中位数（或平均值），将收入排序的底部群体视为相对贫困人口[29]。陈宗胜（2013）认为，将相对贫困标准设置为农村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40%-50%是较为合适的比例[30]。大部分国际机构也按照这种方法测度相对贫困，比如世界银行将低于平均收入三分之一的社会成员视为相对贫困人口[31]。
第二，根据城乡或区域异质性分别设置相对贫困线。中国的相对贫困地域差别突出，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交织，以基尼系数为基础的相对贫困测度失真，建议分地域分别实行贫困标准，并每5年进行一次调整[32]。马秋华等（2018）认为可以结合“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制定出包含收入、健康、教育、居住条件、医疗卫生、 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的多维贫困标准，其中的收入标准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50为限[33]。类似地，王小林和冯贺霞（2020）建议2020年后中国的相对贫困标准没必要与国际接轨，并提出了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三个维度多项指标的指标体系[6]。但是，汪三贵（2018）认为，以上方法只能体现收入分配的动态情况，均不能反映贫困在实践中的动态情况，贫困标准应根据不同时期的贫困状况和国家可支配资源能力来确定[34]。
第三章 农民工相对贫困理论 ........................ 15
3.1 农民工相对贫困内涵 .................... 15
3.1.1关键概念界定 ................................... 15
3.1.2农民工相对贫困内涵 ................................ 15
第四章 农民工相对贫困测度 ........................... 27
4.1 农民工相对贫困测度方法 .................... 27
4.2 数据来源 ........................ 28
4.3 农民工单维贫困发生率 .............................. 29
第五章 农民工相对贫困治理 ................................... 61
5.1 农民工相对贫困治理思路 ............................. 61
5.2 农民工相对贫困治理建议 .............................. 62
第五章 农民工相对贫困治理
5.1 农民工相对贫困治理思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民工相对贫困的长效治理需要转变贫困治理的思路。首先包括治理思路的“两个转变”。
第一，由空间隔离向城乡统一转变[64]。长期以来，我国扶贫的视线主要集中于农村，农村贫困治理取得了很大成效，如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随着贫困标准由绝对向相对的转变，贫困治理的视线也将转移到城市。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下，城乡人口流动将会更加频繁，农民工作为城乡流动的主体，使得农民工贫困问题将是城市贫困的重要方面，这要求我们在城乡融合的空间理念下推进农民工相对贫困的治理工作[65]。
第二，由“解决”向“应对”转变[66]。在绝对贫困治理时期，由于贫困问题的区域性、整体性特征，大刀阔斧式的开发式扶贫与保障式扶贫“双轮驱动”减贫策略有很大成效。而在相对贫困治理时期，贫困问题呈现碎片化和长期性的总体特征，意味着绝对贫困治理时期那种严控减贫时间节点和贫困成效评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