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学论文，在此次研究中，将《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的纸质版内容换成数字媒体版本时，两家媒体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各自都没有通过一级议程设置效果检测，甚至相差甚远，也就是此次研究中的中国主流数字媒体样本没有影响民众认为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重要程度。
第 1 章 理论与文献回顾
1.1 中国主流媒体及主流数字媒体
1.1.1 主流数字媒体的定义及发展历程
（一）主流媒体的定义
如要研究“主流数字媒体”，则要先理解“主流媒体”。“主流媒体”一词来源于西方文献，在西方文献中有三种关于主流媒体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主流媒体”是与娱乐性媒体相对的“精英媒体”，其议程设置会影响社会舆论。第二种观点认为“主流媒体”遵循客观性和新闻专业主义。“主流媒体”以不受制于任何权力形态的地位赢得较高的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以上两种观点所对应的媒体实际上代表的是同一批媒体，如《纽约时报》等。因此学界涌现出第三种观点：商业主流媒体是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的偏见媒体（朱江丽 等，2017）。
通过对文献的查找及梳理，可以发现中国对于“主流媒体”的定义是由西方引入的。在引入之初，特指美国的主流媒体，其后也有论文将英国及台湾省的媒体称为当地的主流媒体（朱江丽 等，2017）。随着时间发展，学者抛开了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定义主流媒体的范围逐渐扩大，有学者称“主流媒体”为“对城市化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大众传播媒体”（孟建，1999）。随后，有高层意识到网络媒体发展带来的对于传统媒体挑战。为了应对挑战，部分官方报纸使用“主流媒体”自我捍卫，例如《文汇报》、《解放日报》等。与此同时，学界也开始对“主流媒体”概念进行建构（朱江丽 等，2017）。学者林晖（2001）将其定义为“以党报、综合台、传统媒体网站等以硬新闻为主”的媒体。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将其为“关注社会发展的主流问题, 成为社会主流人群所倚重的资讯来源和思想来源的高级媒体”（齐爱军，2011）。
事实上，中国主流媒体是受到意识形态制约的。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媒体是党和国家的媒体，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主流媒体是党中央进行理论宣传和引导舆论的重要途径，是党和群众进行沟通的渠道。（陈家喜 等，2020）。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新闻媒体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确保为人民服务。由于这种基因，中国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甚至连语言使用都有着严格的规范和标准。因此本论文把中国的“主流媒体”定义为“传播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媒体”。
1.2中国民众的国际观
1.2.1 国际观的定义及相关调查
关于“国际观”，有众多学者都给出相关概念或定义，学界尚未有明确的统一定义，笔者认为，参考“国际观”定义的同时也可以借鉴类似的概念，例如可以借鉴“世界观”、“世界观念”等。
根据大辞海的相关定义，“观”指的是人们对与事物的看法或态度， “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总的根本看法。曹芷圻（2019）认为，国际观即在某个时期内，个人或群体对于国际关系的认知，及对于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认知体系。翟石磊（2014）总结了其他学者关于国际观的定义得出，国际观的认知主体是具体的人或者一个国家的国民，认知对象则是本国与他国的关系，更加强调在态度方面的倾向性。王鑫等学者（2018）认为国际观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于境外世界是否接纳的态度和取向。夏学銮（2009）认为，一个国家的世界观实际上是该国观察世界的角度和视点，体现了该国的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夏学銮的研究还表明，不同群体表现出的世界观并不完全相同，例如，老年人的世界观相较年轻人更加大度、温和。
目前，中国已经有学者对各个时期民众的国际观进行过实证调查。《中国民众的国际观》曾在 2010 年前后出版了共四辑书籍，对中国民众的国际观进行调查。主要内容包括中国人怎么看待美国、欧洲、俄罗斯、日本等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和地区，并将受访者按照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等因素进行划分。调查显示，不同群体确实会持有不同的国际观。例如，根据 2011 年的调研，就中美关系方面，男性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比女性更加消极；年长者则较年轻者更加冷静地对待中美关系；文化程度较高的受访者对于中美关系的判断更加一致；学生群体比其他职业的受访者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更加冷静乐观（李慎明，2014）。
第 2 章 研究问题与假设及研究方法
2.1 研究问题与假设
基于以上对文献的梳理分析，本论文共提出 1 个研究问题和 7 个假设如下：研究问题：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主流数字媒体如何塑造了中国民众的国际观？
假设 1: 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主流数字媒体能影响中国民众认为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重要程度。
假设 2: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主流数字媒体能影响中国民众对于其他国家的态度。“2019 中国信用小康指数”显示，民众最为信任的中国主流数字媒体前三位都是党媒，在新冠疫情期间，民众会更加关注自己信任的媒体以获取疫情相关信息，即民众对于党媒会更加关注，因此提出，假设 3:新冠疫情期间，党媒“人民日报”的微博比市场化媒体“环球时报”的微博对民众国际观的塑造能力更强。另为了检验在新冠疫情期间，主流数字媒体对于按人口因素划分的各个群体民众的国际观是否会产生特殊的议程设置效果，本论文又提出以下四个假设。由于高学历民众在面对一则信息时会进行求证，从而对媒体显示出较低的信任程度，因此提出，假设 4:中国主流数字媒体对于高学历民众国际观的塑造能力较弱；由于年长者对于主流数字媒体的使用程度不及年轻人，因此提出，假设 5:中国主流数字媒体对于年长者国际观的塑造能力较弱；在职业方面，由于部分职业对于党性要求较高，例如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高校老师以及接受政治教育较多的大学生等，他们对于主流媒体的信任程度可能更高，因此提出，假设 6:中国主流数字媒体对于从事体制内职业的民众国际观的塑造能力较强。
由于男性相较女性受到主流媒体的影响更大，因此提出，假设 7:中国主流数字媒体对于女性民众国际观的塑造能力较弱。
2.2 研究方法
本论文将通过问卷调查法和内容分析法两种方法研究中国主流数字媒体对于民众国际观的塑造。在问卷调查方面，笔者所在的课题组曾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通过发放了一份名为“中国媒体中的世界图像”调查问卷，并于一周后回收。发放问卷前，课题组在 2014 至 2019 年七年间每年设定两个建构周，共得到 14 个建构周，课题组将这 14 个建构周期间《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纸质版的全部新闻报道进行编码，得出这两份报纸除中国外报道最多的十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韩国、俄罗斯、德国、法国、印度和西班牙。随后，课题组发放问卷，随机邀请受访者将这些国家按照对中国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并邀请受访者选择他们对这十个国家的态度，分别有“非常负面”、“比较负面”、“中立”、“比较正面”和“非常正面”五个选项。除此之外，问卷也询问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等因素。最后该问卷共得到了 566 份有效样本答案。
在内容分析方面，笔者选取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3 月 11 日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大流行”作为时间节点。此时中国的疫情已经逐渐得到控制，中国民众虽然仍然高度关注国内疫情的相关报道，但已经不再极其敏感，而是更加理智地对待疫情，并且关注点也逐渐从国内的疫情防控工作分散到世界范围内的疫情防控工作。因此本论文选取了谭德塞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大流行”的一个月后，即 2020 年 3 月 12 日至 4 月 12 日作为样本时间段。
第 3 章 研究问题与假设及研究方法.................20
3.1 研究问题与假设....................20
3.2 研究方法.............................. 20
第 4 章 中国主流数字媒体对民众国际观的塑造.............................23
4.1 中国主流数字媒体对民众国际观塑造的整体分析..............................23
4.2 新冠疫情期间两家主流数字媒体对民众国际观的塑造比较.................25
第 5 章 讨论与结论 ..............................32
5.1 讨论 .....................................32
5.2 研究结论.................................. 34
第 4 章 中国主流数字媒体对民众国际观的塑造
4.1 中国主流数字媒体对民众国际观塑造的整体分析
首先从整体上分析两家媒体的微博对于民众国际观的议程设置作用。在媒体样本数据方面，上文已经说明了九个国家在两家媒体微博中的总体报道量，及各项态度所对应的报道量。
接下来分析两家媒体微博对于民众国际观的一级议程设置效果。
在调查问卷数据方面，受访者被要求按照这些国家对于中国重要性将九个国家进行排序，最后，问卷星会按照权重自动生成这九个国家的得分，问卷星已经列出具体的计算规则，如下：得分＝（Σ频数×权值）/本题填写人次。权值是由选项被排列的位置决定。假设一共有 4 个选项参与排序，那排在第一个位置的权值为 4，第二个位置权值为 3，第三个位置权值为 2，第四个位置权值为1。假设一个题目共被填写 10 次，选项 A 被选中并排在第一位置 3 次，第二位置 2 次，第三位置 5 次，第四位置 1 次那选项 A 的平均综合得分＝（3×4＋2×3＋5×2＋1×1）/10＝2.9 分。经过问卷星的自动计算，九个国家分别得出以下结果：美国得分为 8.02，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