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行一级议程设置效果检验，本论文使用 SPSS 将媒体样本关于九个国家的微博和问卷星所自行计算出的九个国家的得分进行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得到了以下结果，r=0.133, p=0.732，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性。也就是说，无法判断样本媒体对于民众国际观的一级议程设置影响，假设 1 不成立。
第 5 章 讨论与结论
5.1 讨论
在之前笔者所在课题组所做的传统主流媒体对民众国际观的塑造研究中，课题组将《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六年间纸质版的文本内容作为传统媒体样本，并与回收到的调查问卷数据作出相关性检测，结果《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从整体上及各自分别都通过了一级和二级议程设置效果检测，也就是《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纸质版对民众国际观的塑造作用强烈，既能影响民众认为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重要程度，也能影响民众对于其他国家的态度。
但在此次研究中，将《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的纸质版内容换成数字媒体版本时，两家媒体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各自都没有通过一级议程设置效果检测，甚至相差甚远，也就是此次研究中的中国主流数字媒体样本没有影响民众认为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重要程度。在二级议程设置方面，“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微博从整体上和各自分别都通过了二级议程设置效果检测，且两家媒体对于其他国家态度与调查问卷所得出的民众对于其他国家态度的相关程度为+0.732，而在之前的研究中，当媒体样本是六年间《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纸质版内容时，二者的相关程度则为+0.867。这说明新冠疫情期间这一个月内“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微博无论是从一级还是二级议程设置效果上都没有六年间《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纸质版对于中国民众国际观的塑造能力强。
基于这样的对比结果，笔者发现了值得注意的问题，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当下，受访者更多地通过数字媒体而非传统媒体形式来关注主流媒体。但是，这一个月内的数字媒体样本却没有对这些民众的国际观产生更强的塑造能力。并且，这一个月正值新冠疫情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大流行的时间段，中国民众对于主流数字媒体和国际疫情的关注理应有利于两家媒体的微博对于民众国际观的议程设置效果，但研究结果却与笔者的猜想相反。笔者推测这是由于国际观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因此两家媒体长久以来的新闻报道更能塑造民众的国际观，仅仅一个月的信息并不能很大程度上动摇民众已经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国际观。以下原因也支撑了笔者这一想法。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