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工商管理论文，本文突破了以往文献对女性董事个体特征指标选取的局限和将女性参与董事会视为外生变量的不足，将女性参与指标内生化，并结合社会资本理论，选取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女性董事个体数据和企业财务数据，实证分析了女性董事参与及其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女性董事参与企业治理提供依据。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选题背景
董事会是连接企业股东与经营管理层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企业决策和监督机构。一个称职的、运作良好的董事会可以协调好股东、董事会、经营管理层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和公司绩效，从而实现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对公司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文化的多样性，过去社会普遍存在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模式、“贤妻良母”观念正在消失，我国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部分女性还打破了“天花板效应”成为企业高层管理者，如格力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蚂蚁金融服务董事长彭蕾等。在国外，不仅有着大量女性高管如 Facebook 的桑德伯格，而且很多北欧、西欧国家实施类似性别配额法的法律条文，强制规定本国上市企业董事会中女性占董事会的最低比例。
从而，女性参与董事会治理作为董事会结构特征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逐渐受到国内外理论界和实业界关注。
关于女性参与董事会治理的影响因素及其与企业治理水平的关系，国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已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美国、挪威等发达国家,已有很多关于女性董事与公司绩效关系、女性董事与企业投资战略等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参与董事会治理会影响董事会的决策质量，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并且国外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已有很多，多集中于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研究。相关研究反映社会资本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限制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可以拓宽企业资源、获取有价值信息、情感和社会支持，促进知识转移、提升企业绩效。当前，我国学术界也对女性董事展开了系列研究，但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女性董事比例、女性董事持股比例、女性董事的年龄、教育背景、任期等因素。其中关于女性董事数量（比例）对企业绩效是否有影响以及怎样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并且实证研究结果大相径庭。尽管有少部分学者选取女性董事职业背景、政府背景作为研究变量，但都没有做进一步的系统研究，即仅仅作为众多研究变量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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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
1.2.1 研究内容
本文共分为五部分阐述:
第一部分，引言。论述本篇文章的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提出本文的研究框架和内容，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主要回顾国内外关于影响女性参与董事会治理的影响因素文献、女性董事与企业绩效关系文献和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内涵、分类、测量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文献，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简要评述。
第三部分，理论综述。对女性董事参与及其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理论进行梳理、归纳，从社会资本理论、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角度分析了女性董事的重要作用，为之后的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第四部分，研究设计。结合上文的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提出女性董事参与及其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假设，并说明样本选取的标准、数据的来源、各个变量的定义，建立实证分析所需的模型。
第五部分, 经验分析。采用描述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回归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女性董事参与及其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验证第四部分提出的假设。
第六部分,总结与展望。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并做出解释。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不足之处和未来研究的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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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女性参与董事会的影响因素
关于女性参与企业董事会的影响因素方面，不同的学者分别从利益相关者、外部环境、行业、企业等角度进行分析。
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看，股东、供应商、政府等部分利益相关者（群体）表达了对女性加入董事会的关心（Hillman 等，2007）[3]。Singh&Vinnicombe（2004）[4]发现拥有女性较多的机构投资者会对没有女性董事的公司提出公平性质疑。Ku Nor 等（2016）[5]以马来西亚公司为样本，发现投资者不仅欢迎任命女性担任董事，而且喜欢投资拥有女性董事的企业，整个市场也青睐杰出的、年轻的女性董事。相反，部分学者 Mijntje（2009）[6]、Fields&Keys（2003）[7]指出任命女性董事的压力虽然同样来自于股东、投资者、消费者群体等的压力，但仅仅是一种形式改善，更多的是基于“象征主义”。
从外部环境来看，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对女性董事存在有显著影响。Seierstad&Opsahl（2011）[8]提出在挪威实行性别配额法后，上市公司女性董事比例显著提高，但是当到达法律规定的最低比例后，女性董事数量增加有限。Yannick 等（2016）[9]以美国 49 个州为样本的研究显示在支持更加积极的计划生育和性别反歧视的州中，女性董事的比例更高。Maretno &Fabrizio（2018）[10]以意大利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教皇的通谕和著作对当地女性在董事会中的代表性产生重要的积极的影响。李长娥、谢永珍（2016）[11]提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女性更多的是承担家庭责任且女性更少可能拥有董事会职位所需的人力资本，制约了女性董事对企业决策的参与程度。
从行业层面来看，Jonge (2014) [12]以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和印度）企业为样本，提出特别是在金融服务行业，女性董事会的存在高于平均水平。这与何霞（2016）[13]基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分析结果一致：商业银行女性董事比例不断上升，且我国商业银行女性拥有三名以上女性董事比例在 2011-2014 期间维持在 40%左右，远高于同期的制造业企业。相似的，万伟等（2018）[14]发现我国女性高管在服务行业、商业领域和日用消费品制造业的参与度较高，而在传统生产性行业和重工业领域的参与度较低，这是因为制造业企业地理位置一般较为偏远、工作条件较差，女性一般不会选择该行业且很难坚持下去，而且制造业企业对专业技能要求较高，要求员工具有吃苦耐劳精神，这也不是女性员工擅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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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女性参与董事会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关于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一直存在两个核心争议：一、女性董事是否影响了企业绩效；二、如果女性董事影响了企业绩效，那么这种影响究竟是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并且，学者们主要采用两种方法研究女性董事对企业效的影响：第一种最为普遍，即采用长时间的大样本量，通过构建模型来分析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第二种，采用事件分析法，通过搜集某一事件发生前后相关数据分析该事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2.2.1 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女性董事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女性董事参与董事会治理研究的热点。一方面，很多学者发现女性女性参与董事会治理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董事会性别多样化与企业绩效不相关，甚至负相关。
一些跨国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公司董事会任职的女性比例越高，企业绩效越好的结论。Terjesen 等（2016）[21]搜集了 2010 年 47 个国家 3876 家上市公司数据，发现企业拥有越多的女性董事，其市场绩效（tobinq）和财务绩效（roa）越高。即女性董事提高董事会效力。此外，面临复杂环境的公司拥有更多性别平衡的公司董事会。Ramly 等（2017）[22]使用东盟 5国 102 家商业银行为样本，表明女性独立董事对银行的效率水平有着显著贡献。Post&Byron（2015）[23]结合了 140 多篇研究论文的结果并采用元分析方法，结果表明董事会中的女性比例与会计绩效显著正相关。
一些国家的研究也支持了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Carter 等（2003）[24]首次采用实证证据检验董事会的多样性与财务价值的关系，发现董事会中女性比例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Kevin&Antonio（2010）[25]采用事件法分析了西班牙股市对女性董事任命的短期反应，发现股市对女性董事会任命公告的反应是积极的，即资者平均认为女性董事增加了价值；从长期来看，女性董事会任命与公司价值呈正相关。Gordini&Rancati(2017)[26]以意大利实施的性别配额制度为背景，分析了意大利 918 家公共公司，以 Blau 指数衡量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结果显示女性董事能够显著增加托宾 Q 值。Campbell&Mínguez(2008)[27]、Nuria等（2017）[28]以世界上第二个建立董事会分配性别配额的国家西班牙非金融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都表明董事会中女性人数的增加与企业更高的经济效益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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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女性董事及其社会资本影响企业绩效的理论分析.......................................... 18
3.1 社会资本理论................................ 18
3.2 资源依赖理论................................... 20
3.3 利益相关者理论........................ 21
第四章 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