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丁玲的女性文学的文化特征无疑是其最重要的创作价值：首先，丁玲的女性文学继承了“五四”文学“反封建”的主题。丁玲笔下的女性不论是劳动妇女，或是知识新女性均向封建礼教发出了叛逆的绝叫，可以说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和自尊自立的女性品格是丁玲早期女性文学的核心。
上篇：反封建与妇女解放
第一节 冲破藩篱张扬自我：新的两性观
在传统的父权制的社会和“男尊女卑”的封建文化氛围里，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异常突出，妇女们往往被压迫在生活的底层，或被歧视或被损害，很难真正挣到“做人的价格”。传统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也多以这种倾向被展现。女性主体意识高昂的丁玲初登文坛就一反这一传统，积极地批判男尊女卑的封建性别文化，颠覆性的把男性放在“他者”的地位进行审视，他们或粗陋浅薄或心胸狭窄或卑俗呆拙，多是作为众多个性鲜明的新的女性形象的附庸或衬托。丁玲的张扬自我的反封建意识就是从这种全新的两性观起步的。
《梦珂》的开篇便细绘了一位令人厌恶的“红鼻子先生”：“其实他不同别人的地方还够多：如同眼呢，是一个钝角三角形，紧紧地挤在那很浮肿的眼皮里，走起路来，常常把一只大手放到头上不住的搔那稀稀的几根黄发，还有那咳嗽，永远的，痰是翻上翻下的在喉管里打滚，却总不见他吐出一口或两口来的。”[1]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一番粗鄙不堪的样貌，之后红鼻子教员一系列对模特进行的龌龊举动更是凸显人格的卑劣。丁玲利用在外貌上对男性进行丑化作为矮化男性的手段，再结合对其丑恶行径的叙述，达到了对封建男权的内外兼顾的批判效果。
不同于红鼻子教员，凌吉士是一位美男子，英俊且富有。其白嫩的脸庞、柔软的头发、薄薄的嘴唇、颀长的身躯都让莎菲为之迷恋。在外在上，凌吉士完全符合女性心中的理想男性的标准。然而拨开表层的外衣，凌吉士的精神世界和品格却与红鼻子教员一样令人失望：“他需要的是什么？是金钱，是在客厅中能应酬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得很标致的白胖儿子。他的爱情是什么？是拿金钱在妓院中，去探霍而得来的一时肉感的享受，和坐在软软的沙发上，拥着香喷喷的肉体，抽着烟卷，同朋友们任意谈笑，还把左腿叠压在右膝上；不高兴时，便拉倒，回到家里老婆那里去。”[1]凌吉士这浅薄的内在，更加衬托出了莎菲内心世界的丰饶，当凌吉士向莎菲“嗫喏地表白”[2]时，眼里却燃烧着情欲，他并不懂得真正的爱情，女性在凌吉士的眼中仅是欲望的载体。红鼻子教员和凌吉士还不是最糟糕的存在，在《小火轮上》里的昆山就完全是个以玩弄女性为乐趣的感情欺诈者。他用花言巧语，将自己伪装成一副可怜的模样，诉说着“可怜的家庭历史”[3]来骗取节大姐的爱情，一边写着缠绵的信，一边又和别的女子结了婚，却又来向节大姐解释是喝醉了酒，结婚只不过仅仅为了良心。昆山这番戏弄女性、无耻下流的行径与凌吉士一同代表着一部分资产阶级青年的丑恶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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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爱情价更高：在灵与肉的纠葛中突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的洗礼下，“人”被重新发现和定义，而“爱”作为人最本质的欲望之一，现代性爱与个性的觉醒紧密相连。正如李欧梵所说：“（二三十年代）爱情已经成为新道德的整体象征，成为被视为外在束缚的传统礼教的自在的替代品。作为解放的总趋势，爱情成了自由的别名，在这意义上，只有通过爱，只有通过释放自己的激情与能量，个人才能真正成为完整的人、自由的人。”[2]“五四”时期女性在个人主义的引导下自我意识蓬勃苏醒，自由、平等的爱情是每个新女性的向往，此种向往促使一大批女性作家书写爱情小说，塑造一系列各异的新女性形象。既有崇尚“爱的哲学”的冰心所塑造的一切妻性和母性的形象，为世人提灯照亮前方、带来爱和希望，也有如卢隐等作家塑造的坚强追求自由爱情、向封建礼教发出绝叫的反叛新女性形象，提醒世人擦亮眼睛，清醒的面对黑暗。然而，早期的“五四”女性创作中，女性作家们对于爱情问题的理解主要放在了反对封建包办，进步青年们是如何追求爱情自由上，然而这些爱情问题解决的是个人与外在社会的冲突，对于爱情里核心一点，即欲望，女作家们都小心的回避开了。就连当时最大胆的冯沅君，她的书写中也未涉及到男女情欲性爱的叙述，不敢展示人性的本真。鲁迅先生评价她们为：“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1]在此书写语境下，作品中的女性所获得的爱情仅仅是精神层面上的“灵肉分离”的爱。
真正直面爱情本质问题，把女性作为独立主体构建爱情观的是丁玲。在丁玲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爱本身作为人的一类原始欲望，爱情是由爱与情欲共同组成的，真正崇高的爱情是精神与身体的契合，是精神之爱和肉体之欲的相互统一。丁玲是第一个冲破传统观念中“性不洁”思想，打破在爱情里以“节欲”为自豪的道德标准的女作家。她深刻思考了在爱情里灵与肉的关系，并把“灵肉合一”作为现代女性的理想爱情标准，因此丁玲一跃成为 20 世纪 20 年代的“灵肉冲突”书写潮流中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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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身心解放与社会解放.......................... 20
第一节 新时代的新“妇女问题”..................... 20
第二节 探讨农村妇女建立社会主体地位的可能性..................... 25
第三节 在公共事务中实现自我价值..................... 30
下篇：身心解放与社会解放
第一节 新时代的新“妇女问题”
1936 年，丁玲抱着满腔热血踏上了“红都”延安的土地。丁玲一到延安根据地便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极高的礼遇，对此丁玲心中是非常感动的，于是像同时期来延安的“朝圣者”们一样，丁玲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延安文学的建设与创作之中，短短时间内便连续发表了多部如《彭德怀速写》、《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等歌颂抗日精神的佳作。党中央对此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并且委任丁玲负责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在陕北、西安的前线和后方进行积极的抗日宣传活动。此时的丁玲秉承着“抗日高于一切”的信念忘我的投入到抗日工作之中，短时间内便实现了从一名都市文人到革命作家的身份转变。然而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及丁玲从前线转入后方的马列学院学习，其敏锐的女性意识使她感受到了革命圣地里仍然残存着封建意识以及封建意识主导的男权性别秩序。正如戴锦华指出的，“‘男女都一样’虽强力推动并庇护着男女平等的实现，但同时意味着对男女性别差异的抹杀，当男性的规范成为绝对规范....这一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完成对女性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消除的同时，将女性变成一场子虚乌有。”[1]出于对妇女命运和新的妇女问题的深切关注，从 1941 年起，丁玲随即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女性生存境遇的作品，其中《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和《三八节有感》这三篇颇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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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丁玲无疑是 “五四”以后女性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她不仅扩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主题范围、升华了女性主体意识，更是丰富了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化内涵。丁玲的女性文学的文化特征无疑是其最重要的创作价值：首先，丁玲的女性文学继承了“五四”文学“反封建”的主题。丁玲笔下的女性不论是劳动妇女，或是知识新女性均向封建礼教发出了叛逆的绝叫，可以说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和自尊自立的女性品格是丁玲早期女性文学的核心；其次，坚持不懈地探求女性的“身心解放”，把女性主义实践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将女性解放同民族、国家、社会解放相联系是后期丁玲女性文学的更大亮点。将宏大的社会历史题材纳入到女性写作范围，以女性的视角思考和反映社会进程，女性文学的文化内涵因此而升华。这二者合为一体为追求妇女“身心解放”，使丁玲的女性文学成为时代的林中响箭。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