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和泪的文学”口号提出初期，人道主义和社会改造思想是郑振铎初期思想的主流。1920 年郑振铎相继发表《人道主义》、《中国人与人道》、《天地人》等人道主义色彩鲜明的文章，倡导人道主义和仁义道德。此时的郑振铎囿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尚未形成、对社会问题认识不健全，思想上产生理想化的偏差。他甚至认为“将来理想的‘大社会’也就是人道观念发达至于极致的社会。”这种单纯依靠博爱、互助的人道去改造社会的思想，未免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是郑振铎不成熟的思想尝试。这种思想对一年后提出“血和泪的文学”口号影响甚大。郑振铎倡导“血和泪”，从表层来看，便是对底层民众“血和泪”问题的同情，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这种较为浅显的思想根基的。在这种思想局限性下，“血和泪的文学”未能将较早发现的“文学与革命”原理完全发挥出来，也未将其本身丰富的内涵表现出来，而是限于人道主义浅薄的同情，书写底层民众表层实在的“血和泪”，或同情兵士无辜被害，或同情车夫的不幸经历，未能从血和泪的根源上认识复杂的社会环境，特别是自己不了解的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也未从阶级分析的观点上认识到社会现实的本质，对心中的不满或与同情也没有提出有效的看法与实践，流于浅薄的同情和空泛的说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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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郑振铎曾说：“我们不立刻求我们的创作，能美丽如屠格涅夫，能精巧如莎士比亚；只求其能不落平凡，只求其能以自己的哭声与泪珠，引起读者的哭声与泪珠而已。”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远非简单地提几个口号。与“狂胪文献耗中年”一样，“血和泪的文学”从提出的宣言，发展为成熟的思想和文学实践，其多年探索和追逐的正是这样艰难的道路，向着真挚的文学理想和社会目标而奋进。
郑振铎从传统文化中走来，在社会和文明转型时期耳闻目睹到底层的惨状、民众的血泪、思想的麻木、社会的腐朽。在内忧外患袭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同时，脱胎不久的新文学裹挟着“娱乐”和“传道”的外衣，麻醉着时代、青年和革命的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宣言的“血和泪的文学”口号诞生了。在文学层面，它提出“真实”的核心概念，倡导文学的“真挚”与“情感论”，提出要从真实的“血和泪”的叙述中传达真挚的情感，要能引起读者的同情与共鸣。在社会层面，它较早地认识到革命与文学的关系，要求文学家要深入社会革命现实生活底层，描写百姓血泪、思想血泪、时代血泪，在引起一般青年革命热情的同时，启蒙民众思想，改造人民和社会，表达出严肃文学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是文学与社会、理想与现实、政治与艺术的平衡统一。
思想的成长往往与实践相互促进，最终融为有机的一体。十多年后，“血和泪的文学”实现了从思想到实践的融合，并带来诸多学理性的创新、升华，在三十年代初成为成熟的思想体系。二十年代初期问题小说闪耀的人道主义光芒，后来融入到“血和泪的文学”思想中，成为最表层但重要的思想倾向。家庭小说在表面上似乎脱离了“血和泪的文学”，但它对旧家庭生活的反映，对旧社会落后思想特别是不觉悟意识的批判，为“血和泪的文学”增添了温情启蒙色彩。及至三十年代神话和历史小说，创新的题材、大胆的想象、瑰丽的色彩加上纯熟的语言为“血和泪的文学”实践带来了全新的气息。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