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资本外逃最根本的措施
摘要:利用1982-2004年的统计数据对中国资本外逃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美国与中国存款利率差、财政赤字、中国政府内外资差别待遇政策对资本外逃都起到了推动性作用,而外汇储备、国内生产总值则对资本外逃起到了抑制作用。因此,对中国政府来说,保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建立灵活、市场化的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实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进一步消除内外资的差别待遇是防止资本外逃最根本的措施。http://www.51lunwen.org/junshi/
关键词:资本外逃 汇率 利率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拉美国家频频陷入债务危机,资本外逃开始受到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机构的普遍关注。据统计,1979-1982年,墨西哥资本外逃额为265亿美元,委内瑞拉为220亿美元,阿根廷为192亿美元,分别占这些国家资本流入总量的48%、137%、68%,资本外逃无疑是这些拉美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从1992年起,中国的资本外逃急剧增长,每年都有相当大规模的资本通过各种非正常的、隐蔽的途径流出国门,如1995年中国流出资本已占全球资本流量的2%。资本外逃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加剧了国内投融资资源的稀缺性,制约了经济增长,造成宏观运行、外汇市场、国际收支平衡、财政货币政策的混乱和无效,成为一个严重的政策问题。中国的长期资本外逃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数量,大量资本外逃的直接后果是国家丧失对金融领域的控制,它所蕴含的巨大风险足以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毁于一旦。因此,研究资本外逃不仅要从政策治理角度来把握,而且还需要研究资本外逃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从源头上解决矛盾,以便采取有效措施来控制和预防我国的资本外逃。
国外学者对于资本外逃决定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Cuddington(1986,1987)对阿根廷、巴西、智利等8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逃动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国内利率、外国利率、本币预期贬值率以及外债增量是影响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国内外利差越大、本币的预期贬值率越高、外资增量越大,国内资本就越有可能外逃以回避风险;Dooley(1988)则研究了通货膨胀、金融压抑、外债风险溢价对一国资本外逃的影响,与Cuddington的研究结果相同,Dooley认为,国内外投资者面临的不对称风险决定了资本外逃的规模。使用22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Mikkelsen(1991)研究了政府债务规模、投资预期收益以及对外开放度对资本外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债务规模、资本市场化程度也是资本外逃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Mikkelsen认为,政府的债务规模越大、资本外逃的规模就越大。Schineller(1997)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Mikkelsen的结论,Schineller使用17个发展中国家1978-1993年数据对资本外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与Mikkelsen结果一样,Schineller认为政府财政盈余是资本外逃的决定因素之一,而中央银行赤字、外汇的黑市溢价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调整计划都与资本外逃存在显著相关。Sanchez(1987),Conesa(1987),Boyce(1988),Pastor(1990)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近年来,随着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的扩大,研究中国资本外逃的文献也日趋丰富。李心丹和钟伟(1998)研究了中国资本外逃的决定因素,他们认为,人民币的贬值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外名义利率差对中国资本外逃产生了显著影响,李心丹和钟伟研究的一个缺陷在于,仅仅引入3个变量来解释中国的资本外逃,形式过于简单,从而有可能影响模型的结论。李庆云和田晓霞(2000)研究了通货膨胀率、利率、黑市汇率溢价、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速度对中国资本外逃的影响,他们认为:财政赤字和人民币汇率高估对资本外逃影响显著,内外资差别待遇形成的可套利空间是影响资本外逃的重要因素,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制度因素对中国资本外逃的影响。
杨海珍和罗永立(2002)选取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国内外利率差异、财政赤字、外债余额、外汇储备、进出口贸易额、税收差异、政治金融风险9个因素变量对中国的资本外逃进行了分析。此外,杨胜刚(2003),徐扬和李志国(2005),曹元涛(2005),汪洋(2004)等也从不同的侧面对中国资本外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与前述研究一样,制度变量缺失与有效样本期不足仍然极大制约了这些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中国1982-2004年数据,从宏观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两个方面对中国资本外逃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寻求中国资本外逃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以期得到有益的结论。
二、中国资本外逃影响因素分析及模型建立
从理论上分析,东道国宏观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国内资本的收益与风险状况,它无疑是影响资本外逃最为主要的因素,同时,制度因素也是影响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本文主要从经济与制度角度研究中国资本外逃的决定因素。
(一)宏观经济因素
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缺乏效率或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引起的经济不稳定是发生资本外逃国家的一般性因素,居民为了避免宏观经济不稳定带来的财富价值减少或持有财富的风险增加,采取在国外持有资产或将资产转移到国外的策略,由此产生了资本外逃。
1·汇率
因素一般来说,一国货币的汇率越稳定,无论用该货币作为国际经济交往的支付手段,还是作为世界货币,其所面临的不确定风险就越小,由汇率波动所产生的交易损失和价值损失就越小。因此,从减少交易风险和价值保值的角度讲,人们往往愿意持有那些汇率比较稳定的货币,而不愿意持有波动频繁的货币,特别是那些经常贬值的货币。东南亚国家资本的大量流出引发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资本的大量流出恰恰是由于预期汇率的变化造成的。因此,汇率因素是影响资本外逃的重要因素。
2·国内外利率水平差异
根据国际资本流动的套利模型,利率差异使得国际间套利机会存在,进而导致了资本国际间流动,因此,国内利率水平低于国外利率水平是国内居民以国外资产替代国内资产的主要诱因,而且,国内外利率水平差异越大,资本外流规模就越大。Cuddington(1987),Calvo和Reihart(1995)证实了相对较低的国内利率水平将促使一国的资本外流,而相对较高的国内利率水平将引起资本的内流。
3·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GDP)对资本外逃的作用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GDP的不断增加,国民经济增长、财富的积累使得国内的资本向国外游动以寻求更有利的投资寄回,从而对资本的外流起到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的发展导致人们对国内经济前景的良好预期,吸引更多的资本内游,从而对资本外逃产生抑制作用。因此GDP对一国资本外流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它可以促进也可以抑制资本外逃。
4·财政赤字大量财政赤字的存在,政府通过正式纳税或采取通货膨胀税进行融资,引起国内资产贬值或税负增加,从而驱动资本外逃,所以,财政赤字与资本外逃应是正相关关系。Conesa(1987),Schineller(1997),Khan和Haque(1987)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5·通货膨胀率通货
膨胀会侵蚀资产或财富的实际价值,因而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会刺激有条件的本国居民将资产转移至国外,导致本国资本外逃。也就是说通货膨胀率与资本外逃之间应该是正相关关系。从实际数据看,中国的资本外逃额与通货膨胀率在很多年份都呈现出一种此消彼涨的态势。
6·外债状况当一国的外债呈现增长态势,则意味着未来本国资产的实际税负将会增加(Khan &Haque,1985),当预期税负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导致本国资本外逃。从这个角度讲,外债状况与资本外逃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当然,不能否认的是,本国外债的增加也可能是由资本外逃引起的,即由于资本外逃增加,外汇储备下降,则不得不增加外债来为进口融资,因而,资本外逃与外债增加之间也可能互为因果关系。7·外汇储备状况一国的外汇储备变动状况对汇率走势影响很大,对资本外逃的影响也比较大。一般来说,外汇储备愈高,则本币贬值的风险愈小,因而,对资本外逃会产生一定的抑制性作用。资本外逃与外汇储备之间应该是负相关关系。
(二)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主要是与资本外逃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体制相联系的特殊因素,在本文实证分析时,我们主要考虑内外资差别待遇以及政治金融风险对中国资本外逃的影响。
1·引入外资与外资差别待遇政策
Kant(1996)认为,若资本外逃由本国投资环境引起,则当宏观经济环境改善、直接投资增加时,本国资本外逃降低;若外逃由内外资差别待遇或非法资本洗钱活动引起,则外商直接投资(FDI)增加的同时资本外逃大量增加。为了吸引FDI,长期以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对FDI实行各种特殊的优惠政策,这种内外有别的优惠政策使得内资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为了享受外资身份带来的“超国民待遇”,国内居民有将资金转移到国外后以“外资”身份重新回流的动力,以进行制度“寻租”。为消除内外有别的投资政策的弊端,1994年,中央政府统一了内外资所得税率。为度量内外资所得税政策统一对资本外逃的影响,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引入TXDIFF制度变量,有:TXDIFF=0 如果t<1994TXDIFF=1 如果t≥1994
2·政治和国际金融风险因素政治和国际金融风险可能带来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进而诱发资本外逃。在实证分析时,我们主要考虑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及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资本外逃的影响,以POFIRA表示政治和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