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俄两国的军事交往与合作的重要启示意义
〔摘要〕 中俄军事伦理传统有很大差异。俄罗斯崇尚武力,崇拜个人英雄,治军手段严厉,对待征服者严酷;中国信奉“以战止战”,崇尚道义,强调民众力量,实行“以德治军”。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国不同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以及不同文化传统。明晰两国军事伦理传统的得失,有助于认识当代俄罗斯军事现象,并对中俄两国的军事交往与合作有重要启示意义。http://www.51lunwen.org/junshi/
〔关键词〕 中国 俄罗斯 军事伦理传统
中俄两国山水相依,军事活动在两国历史中皆有重大影响。在各自军事历史中,中俄两国形成了特色迥异的军事伦理传统,对两国军事活动乃至社会整体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军事伦理是在军事活动所有相关领域内的道德关系与规范的总和,涉及军人道德、战争与和平、军队职能、国防建设、军队与政府、军队与民众、战争与环境等等一切与战争、军队、军人有关的道德问题。军事伦理是军事活动的重要准则,国家的军事伦理传统对其军事活动产生着全面的影响。中俄两国军事伦理传统各有短长,对比两国传统军事伦理的特点,吸取两种军事伦理精华,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晰军事利益取向,以及解决两国军事交往与合作中的伦理冲突,都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中俄军事伦理传统差异之表现
中俄军事伦理传统具体所涉内容虽然广泛,但其军事伦理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因此,我们可以大致通过描述两国不同军事伦理观念在历史上的突出表现,对其全貌做管中之窥。由于两国军事伦理传统共同点相对明显,本文着重分析两国军事伦理传统的差异。
(一)尚武好战与避战止战战争塑造了俄罗斯,俄罗斯人以战争为荣。俄罗斯的发展壮大史,就是一部不断进行军事扩张的战争史。他们北夺出海口,西攫乌克兰,东越乌拉尔,鲸吞克里木,强占高加索,臣服中亚汗,侵蚀大清国,领土面积增加了几百倍,这一切无不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据俄罗斯总参谋部的一次统计,从1700~1870年的170年间,俄国用了106年的时间发动了38场战争,其中36场是进攻性的,2场是防御性的[1]。俄国历史上最辉煌时期,一般都是俄国军事实力最强、掠夺土地最多的时期。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战争视为统治政策的重要内容,伊凡四世为了打通波罗的海出海口,发动了长达25年的窝尼亚战争;彼得一世在位36年,进行了53次战争,平均每半年就要打一仗,其中包括长达21年的“北方大战”;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34年,发动了6次侵略战争。彼得一世的遗嘱也许最能说明俄罗斯穷兵黩武的态度,在遗嘱中他要求后继者务必使“俄国长期保持战争状态,使士兵常备不懈,使他不断为增强国家财政和改进陆军作出努力。挑选最有利的时机发动进攻,以战继和,以和继战,达到俄国的利益、扩张和日益繁荣”。不仅统治者喜好战争,人民群众对战争也有极大的热情,虽然战争使他们处于生活悲惨的境地,正如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一位到过俄罗斯的人写道:“他们没有蜡烛,只是用手拿着或用嘴叼着燃烧的木片来照明……他们一旦拿到一些钱币,便立即塞到嘴里,藏在舌头底下。”[2]即便这样,俄罗斯人仍乐此不疲地为祖国和梦想而战,频仍的战争使国家成为一个“大兵营”。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相当规模的战争, 出现了一些致力于扩张的统治者,但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旨还是追求和平,厌弃战争。在中国,刀兵之乱被视为灾祸或不祥之兆,“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3]。主动发起的侵略战争尤其受到战争双方人民的谴责,中国最激烈的对外战争是反抗来自周围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了灿若群星的军事家和著名将领,但他们善战而不好战,大都把战争看成不得已之事。中国兵家圣人孙子认为战争关系到国家的“死生”、“存亡”,告诫人们一定要慎重对待战争;战国初期的司马穰苴警示人们“好战必亡”。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在他运筹帷幄的戎马生涯中,始终以“据道讨淫”为宗旨,并指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他的“七擒七纵”的杰作,充分表现出他不图杀戮、只求安邦的思想。历代统治者也大都以歌舞升平、了无战事作为“治世”的重要标准,谆谆告诫子孙,要“敬德保民”,不要轻启战事。中华民族厌弃、避免战争的心理还表现在人们积极寻找战争替代手段,努力用“文伐”代替“武战”。《孙子兵法》等许多兵书中大都提出了如何不战而胜的计策,《六韬》之中还详细列举了“文伐”的十二种手段,“辅其淫乱,娱以美人”、“离间君臣,以奸代忠”、“卑躬屈节,以得其情”等手段在现实斗争中屡试不爽,从而减少了军事上的对攻,减少了人员的伤亡。在迫不得已进行战争时,双方也力争把战争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并在短时间内结束,很少出现历经几十年的战争。
(二)武力逻辑与道义至上美国著名战略家乔治·凯南曾指出,俄罗斯人缺乏理性逻辑,但对武力逻辑却十分精通。此言非虚,现实中俄罗斯惯于先用武力说话,能通过战争达到目的,就不考虑其他手段;处理个人问题时,同样用武力解决,俄罗斯社会一度决斗成风。他们的观念同其他尚武民族有相似之处,都认为,“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4]。胜利是武力逻辑的最高价值,“百战百胜”是最高目标,至于利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则很少计较。反映到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中,正像俄罗斯的“傻大粗”商品一样,他们发动战争也很少加上漂亮的“包装”、冠以“道义”的名义。尤其他们认为他们对弱小国家有天然的统治权,对小国的侵略和占领不需要更多的理由,在历史上多次瓜分波兰和强占土耳其领地就是明证。武力逻辑的另一表现是对力量的崇拜,象征勇猛刚毅力量的军队受到人们的尊崇。1917年3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他没有按杜马的要求向杜马所属的临时委员会做退位声明,而是向俄军最高司令长官声明退位。这说明在俄罗斯历代统治者眼中,军队是伟大国家的缔造者,也是国家稳定的基石。[5]俄国推崇武力逻辑,还体现在对勇武对手的尊重。被视为“俄罗斯太阳”的普希金曾经跟着俄国军队到过前线,亲眼目睹过战争,在他的作品中,不仅写到了俄国士兵如何勇敢冲杀,还细致地描述了土耳其的士兵怎么光着头,挥着月牙刀,同样勇敢地杀过来,敬佩之情溢于言表,这种对英勇战士的尊敬反映了其对勇力的格外看重。中国传统军事活动中则处处体现出道义优先。首先,战争必须出于正义的理由。古人很早就提出“以德配天”,认为统治者的行为不可违逆上天和人民的意愿,“凡欲兴师动众,伐罪吊民,必任天时”[6]。后世的统治者虽然不再用迷信的手段占卜战争,但都把“道”也就是道义作为战争第一前提。儒家认为只有两种战争是正义的,就是孟子所说的“天吏可伐无道”和“以至仁伐至不仁”。司马穰苴也强调:“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7]因此,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方发动战争,出师之前都要发表战争檄文,努力揭露对方的不义,宣扬己方的正义性。其次,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兵家最高境界。中国军事家大都认为,解决争端,“夫太上用计谋,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战伐”[8]。战争是为了消灭无道、维护礼制、弘扬正义,是不得已之举。即使取得战争胜利,也会有损于自身,因此,“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9]。再次,在战争中必须发扬军事人道主义,恪守战争原则。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即使在激烈的战争中,仍不放弃礼仪和人道。宋襄公不在敌人渡河时与未摆好阵势之前发动攻击,虽然在军事上不足取,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重道义的精神。“贵生”、“贵民”思想同样被贯彻到战争之中,“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很早就成为战争中的准则,保护平民和无辜人员、不滥杀戮为大多数军队践行。统治者大都要求军队“无暴神,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10]。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堪为爱民楷模。另外,在对战争结果和军人的评价上,不主要依据成败,而是看重是否恪守战争道义准则、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原则,人们尊敬忠孝仁爱的“失败者”,而鄙弃没有气节、贪功嗜杀的“胜利者”。
(三)英雄崇拜与以民为本武力逻辑还推衍出对勇力者的崇拜。俄罗斯文学的起源《壮士歌》主要描写的是部落的战斗英雄的英勇事迹,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是俄罗斯文学发源处的又一纪念碑,描述的也是基辅公国王公远征的故事。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俄罗斯的文学成就和创作水平都不高,但仅有的几部作品基本都以歌颂战争英雄为主题,比如《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和《顿河彼岸之战》。战争英雄的影子还遍布俄罗斯人社会的每个角落,彼得一世、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等驰骋疆场的领袖和元帅是俄国人民心目中最崇敬的英雄人物,许多城市、街道、广场、建筑物都是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在鲍罗金诺,也就是库图佐夫打败拿破仑的地方,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就有几十座纪念碑;孩子们从小就崇拜军人,武器玩具也特别多。颇具特色的是,俄罗斯英雄的核心标准是百战百胜、能给国家带来光荣和利益,至于个人生活的操守和取胜的手段,都不太在乎。伊凡四世性格暴躁、嗜杀残暴,连自己的儿子也遭其毒手,但由于他在位期间对国家扩张卓有成就,仍然受到人们的尊敬;叶卡捷琳娜二世踏着丈夫的尸体走向宝座,还残酷镇压过农民起义,可鉴于她在位期间的文治武功,仍被尊称为“大帝”。军事活动是政治活动的特殊表现,军事伦理思想是政治思想的延伸。中国古代推崇“仁治”、“德治”的政治理念,重视民众的力量,把争取人民的支持作为最高理想。应用于军事活动中,就是在“天时、地利、人和”中强调“人和”的重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众力量。“民为邦本,国家之度用,将吏之俸禄,军中之粮饷,皆出于民。民为兵之源,兵无民不坚;民不安固,倘有耗损则兵失源。”[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