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论文，本文主要探讨了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具体影响。研究方法上，首先从理论角度深入剖析了这一政策如何通过改善企业现金流状况、缓解融资约束、扩大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等机制，间接促进企业加大对人力资本特别是技术人员的投资力度。
1 绪论
1.1研究背景
回望历史，中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国家对国民教育的持续投入及对人才的大力呵护。对企业而言，“人”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即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支持。在改革开放前期，中国凭借大量劳动力要素投入的“人口红利”，实现了年均10%GDP增长率的“中国式奇迹”。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褪去，为实现生产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的经济模式，当下应更加注重“人才红利”的培养。另一方面，税费政策作为有效的财政政策调控手段，将从企业内部现金流情况、企业固定投资水平等方面影响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对“人才红利”的培养有一定激励作用。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在 2022 年全国税收收入中，国内增值税为48717 亿元，占比 29%1。关于增值税留抵税额的处理方法，在18年之前我国采取的是不予退还留抵税额，结转到下一个纳税期继续抵扣的方法，这意味着企业的留抵税额“储存”在税务机关处，而无法即刻为企业所用。增值税留抵税额的规模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关注，据估算，截至2016年底，我国累积的增值税留抵税额已达到万亿元级别2。如此大规模的数额，其所隐含的经济影响值得关注。
然而，留抵不退实则是对企业资金的占用，将加强企业融资约束，挤出企业投资，对企业的行为和价值创造造成不利影响，扭曲资源配置（吴怡俐等，2022；解洪涛等，2019；李咏梅和周伟纳，2023）。自2011年起，我国着手对特定行业和项目的企业试行留抵税额退还机制，但初期受惠范围相对有限，故其经济效果未能充分显现。至2018年6月，财政部与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2018年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退还相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70号文件），标志着我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铺开留抵退税政策试点，当年实际完成的退税总额达到了1148亿元人民币。在此基础上，我国政府于2019年进一步扩大了该政策的试行覆盖面，将留抵退税政策惠及到所有行业企业，以持续推动税收政策的优化和完善，助力实体经济发展。2022年，李克强总理继续鼓励“改进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确保全年留抵退税约1.5万亿元全部直达企业”，表明了我国积极减轻企业税负压力，盘活沉淀资金，改善企业资金状况“还”金于“企”。
1.2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第一，本文将拓展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企业从税费角度考虑如何优化人力资本投资提供了经验基础。以往对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的主要集中在管理层特征（郭东杰和詹梦琳，2021；易湖停和刘宏鹏，2019），企业行为如数字化转型（曹珂和张荣权，2023），事件或现象驱动如社会保险缴费征管，“一带一路”倡议，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集聚、制度特征等（李逸飞等，2023；霍林等，2022；薛军和常露露，2021；阎世平和林灵，2015；淦未宇，2021），尚未有从增值税留抵税额情况着手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
第二，本文将深化留抵退税政策微观层面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促进企业轻装上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国在税费政策上不断下功夫，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目前学界针对09年增值税转型（聂辉华等，2009；李成等，2016）、2016年“营改增”事件（范子英和彭飞，2017）、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李源等，2022）、14年固定资产加速计提折旧政策（刘行等，2018）、增值税税率下调（崔惠玉等，2023；闫浩等，2023；肖春明，2021）等税费政策对企业投资、研发投入、生产效率、企业价值等方面都有不同维度的研究，反映出税费政策对于企业行为具有持续的研究意义，增值税留抵退税作为现代增值税税制改革的一环也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第三，本文将扩展税费政策的相关研究。以往研究中税费政策对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的文献研究较少，目前有对09年增值税转型（毛捷等，2014；熊瑞祥和刘威，2022），2016年“营改增”（袁从帅等，2015；陈钊和王旸，2016）、14和15年固定资产加速计提折旧政策（谢申祥和王晖，2021），2016年养老保险降费政策(马双等，2014；钱雪亚等，2018)、18年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叶永卫等，2023a；叶永卫等，2023b）对就业和工资、分工效应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反映了税费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和对劳动者报酬的影响，同时也为研究企业人力资本投入打下理论基础。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作为增值税改革中的重要举措，研究其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也丰富了减税降费政策对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理论。
2 国内外文献综述
2.1关于增值税留抵退税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
增值税留抵税额在学界中得到持续的关注。当前关于增值税留抵税额及其退税政策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第一，留抵税额的成因。留抵税额意味着企业的当期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而产生留抵税额的原因目前大致被分为政策性因素和非政策性因素。政策性因素主要有特殊商品价格管制而导致的价格倒挂、国家储备和多档税率等。非政策因素包括原材料价格的季节性因素、企业生产周期及非价格管制产生的价格倒挂。另外，加上企业的偷逃漏税等行为也会造成大量留抵税额（谭崇钧和蒋震，2013；刘怡和耿纯，2018；佟思其，2019）。
第二，留抵税额的国际经验比较与借鉴。目前，全球范围内仅少数国家依然维持着增值税留抵制度，而多数国家已采纳了更为直接的措施，即在达到预设标准后，对企业的增值税留抵税额实施即时退税政策。更有部分国家采取了无条件留抵退税机制，进一步简化了流程。除了留抵退税机制上的区别，还在退税时间、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项目、防范骗取退税风险管理制度有所不同，但在不可抵扣进项税中招待费、交通费和其他费用较为一致地作为不可抵扣项目。文献中对于中国进一步打通增值税留抵退税链条政策的改革均持肯定观点，同时对如何完善我国增值税退税制度提出不同建议，如建立规范的退税制度、取消退税比例限制、完善退税流程等来提高退税效果和效率（刘怡和耿纯，2018；丁东生和许建国，2019；王蔚等，2016）。
2.2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西方经济学界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早期研究由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illiam Schultz）等先驱学者引领（易湖停和刘宏鹏，2019），舒尔茨凭借其在该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被誉为“人力资本之父”。《论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提出，人是人力资本的载体，体现于知识、劳动、体力、价值的总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可以是国家及企业，也可以是家庭和个人。而人力投资主要通过五种渠道：在职员工培训、择业和迁徙费用、医疗保健与营养、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舒尔茨（1961）结合了1927-1957 年间受雇者人力资本水平，探究了美国学校教育对经济增长存在积极贡献。加里·贝克尔（1964）在《人力资本》中强调人力资本投资的前提是人力资本存在一种预期收益率，给出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并认为在职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内容，其可以分为一般培训和专业培训，且进一步指出一般培训存在外部性，而专业培训的受益者仅为雇佣单位。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研究了影响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宏观因素，其中，有学者从地区的不同特征出发，如地区产业升级、产业集聚、地区腐败、最低工资标准等视角开展讨论。从产业集聚的视角出发，先前学者对产业集聚和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阎世平和林灵（2015）研究得出地区产业集聚效应越高，企业在职培训投入越多，即促进了人力资本投资。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时期，技术短缺将成为发展的掣肘，因而企业对雇员的在职培训重要性不言而喻。淦未宇（2020）则基于地区腐败的视角，研究发现地区腐败会严重抑制当地企业人力资本投入，且对无政治关联的企业抑制效应更加显著。刘佳纯等（2020）从企业层面发现用工成本上升和员工离职行为都将抑制企业人力资本投资，而从雇员角度则发现，教育程度越高的员工将获得更多在职培训，建议加强企业的减税降负，拓宽技工职业发展空间并推动地区产业升级。
3留抵税额、人力资本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4
3.1增值税留抵税额现状与政策发展 ..................... 14
3.1.1概念界定 ..................... 14
3.1.2增值税留抵税额现状 ................ 14
4 实证研究设计.......................... 26
4.1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26
4.2实证模型设定 .............................. 26
4.3变量选取 .................................. 26
5 实证结果分析............................. 29
5.1描述性统计 ............................... 29
5.2相关性分析 ................................ 30
5.3基准回归结果 ........................ 32
5 实证结果分析
5.1描述性统计
表 5-1 报告了本文使用的回归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报告的内容包括样本量、均值、标准差、25%分位数、75%分位数、最小值和最大值。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HCI)的均值是5.767，标准差是1.289，25%分位数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