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2变量测度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𝐷𝐼𝐺𝑇）。本文采取两种测量方式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主回归部分参考吴非等（2021）[50]的做法，首先从巨潮资讯网下载2011-2021年上市公司年报，对企业年报进行爬取并提取文本内容，形成可供筛选的文本池；其次，以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数字技术运用五个维度76个数字化相关词频构建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谱[50]，详见图4.1，将词汇扩充到𝑃𝑦𝑡ℎ𝑜𝑛的𝑗𝑖𝑒𝑏𝑎库、去除停用词，统计上述词汇在文本池中出现的次数并形成最终加总词频；最后，由于这类数据“右偏性”特征明显，所以本文对统计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从而得到最终指标𝐷𝐼𝐺𝑇_𝐴。稳健性检验部分参考赵宸宇（2021）[53]的做法，统计作为𝐷𝐼𝐺𝑇_𝐵。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文章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例，构建了“金融科技→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研究框架，从企业属性、区域属性特征等多个角度检验了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并引入企业能力和外部监督因素，进一步探究了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释能是否会产生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1）金融科技能明显地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过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异质性作用，具体表现为金融科技在推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以及低市场化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更多地扮演了“雪中送炭”的重要角色。（3）企业数字化转型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多重影响，本文从企业内部控制、风险承担水平出发夯实企业内在转型动力，从媒体监督、国家监管效能出发充分发挥外部监督的“盯住效应”，使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能够转”且“转的稳”，充分提升金融科技与企业数字化安全转型关系的拟合度和驱动力，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提升、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媒体监督的加持、国家监管的效能强化了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影响，通过“金融科技—企业能力、外部监督—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双渠道为金融科技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