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拟定论文题目之初，我的目光不自觉地投向了女性词人这一创作群体。作为女性，我总能在她们的作品里找到共鸣，总能通过作品与那些不同时代的才女们跨越时空相见。这里面，有着女性和女性的心灵相通，女性对女性的相知相惜。
大家知道，词在题材上多以展现女性生活与情感为主，即使是男子的情感，也多偏重于委婉含蓄，风格上显得柔婉缠绵，语言也总是追求优美婉约。因此，就词的文学本质来讲，它更适合女性来创作。词学上有个独特的现象叫做“男子而作闺音”1。但是男性模仿女性对于女性情感的描绘，多出自于经验和揣测而缺乏对女性角色和情感的真正全方位的把握。同时由于古代的夫妻关系与君臣关系相一致，再加上封建时代的仕途失意不能明抒对朝廷的不满和“香草美人”的传统，所以男性词常借闺情题材来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诉说自己不见重于朝廷的悲哀与愤懑，历代这样的作品应该说还是很多的。但这对于男性来说毕竟是种“变腔”和“代言”。而女性由于在心理方面比男子更细腻、情感比男子更丰富、而文学是表现人的情感的，因此女性在文学方面必然有其独到之处。女性用词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闺中生活和情感时完完全全是灵魂之作，是将其最真实的内心体验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
历代的女性词人，不仅有像李清照、顾贞立、柳如是、贺双卿、吴藻、顾春等大家，同时还有许多有才情却命运多舛的女性用一两首小词写下她们生活和情感的点滴感受，让后人通过文字感受到她们最真实最温婉的一面。如果把词的世界比做浩瀚的夜空，那么女性词就是夜空中的点点星光。虽然在数量上不能与男性词相抗衡，但也发出了璀璨的光芒。
但是相对于整个词的研究状况来说，我们对女性词的关注是不足的，这一方面是研究者不够重视的缘故，另一方面也和资料的相对匮乏有关系。女性在封建社会的生存状态、“才藻非女子事也”的封建思想，决定了她们的创作难以得到保证，作品也很难保存和流传。种种的不利因素导致对女词人的研究成果与她们实际的创作情况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尤其是对有着“中兴”之称的清代女性词，由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更是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对它的研究工作展开得也很不充分。本文从“知人论世”的观点出发，试图通过对封建社会女词人生存状态对其创作之影响的探讨，浓缩再现这些才女们的生活，希望能引起研究者对女性词的关注，从而对这种现状的改变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一、社会时代原因
在封建社会，女性比男子要遭受更多的思想上的压抑、情感上的摧残。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不可能有男性那么广阔的生存空间，社会观念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她们不能像男子一样接触外面广阔的天地，而是被封闭在狭小的空间里。被深深禁锢的女性很难有“言志”、“载道”、“经国治世”的作品，她们的生活大部分是在庭院、窗下、帘内度过的，因此落花、飞絮、蜂蝶、候鸟等，都成为女性词中常见的意象。女词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多愁善感、空虚、脆弱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那个对女子不公的时代在她们心里打下的烙印。
中国正统文化是排斥女性的。这就注定了女性的创作与保存要经历更多的艰辛与磨难。随手翻开一本女性词作集，作者一栏里，赵氏、张氏、王氏、宋女、某某妻随处可见，而且都是姓名、生平不详。对于旧时女性文学创作和保存的困境，清代女词人沈善宝作出了准确的描绘：
窃思闺秀之学，与文士不同；而闺秀之传，又较文士不易。 盖文士自幼即肄业经史，旁及诗赋，有父兄教诲，师友讨论；闺秀则既无文士之师承，又不能专习诗文，故非聪慧绝伦者，万不能诗。生于名门巨族，遇父兄师友知诗者，传扬尚易；倘生于蓬荜，嫁于村俗，则湮没无闻者，不知凡几2。
她通过比较，准确分析了当时女性受教育和让外界了解所面临的困难。封建礼教下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封建典训，使得她们难以得到如男性一般与同道中人诗歌往来的机会，文学技艺得不到交流和提高。沈善宝还假设说若一个聪慧有天赋的女子却不幸生于贫寒之家，又嫁到一般的市井村野家庭，那么她的结局注定要“湮没无闻”。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特殊的社会历史阶段，比如改朝换代、战乱等等，都打破了女子身处闺中的生活状态，开始面对一个和男性几乎相同的外部世界，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女词人们的创作视野。比如说对家国故乡的深切思念、对战火频仍的担忧和对外敌入侵的痛恨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历史变迁的思考等，都是在和平时期的女词人几乎不会涉及到的内容。可以说变乱与战争打破了她们宁静而闲适的闺中生活，令她们被迫离乡背井，生活也变得动荡不安；但苦难又让她们更深切地认识了社会，拓宽了视野，丰富了词创作的空间。有一句话叫做“家国不幸诗人幸”，它概括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移至此处也非常贴切。
一般男性词人对国破家亡多基于政治上的理解，作品中表现出更多的是使命感、责任感，而国破家亡之痛却是女词人实实在在的生命体验。如李清照晚年的生活经历了靖康之乱，体味了国破家亡的巨痛。在其后期词作中，所表现的那种伤离凄苦的感情，表面上看是个人的，实际上具有一定的时代色彩和社会基础。我们来看看她的《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这是女词人经历了九年的逃亡生涯，作于浙江金华的一首词。流离失所，飘泊天涯的疲惫令她“日晚倦梳头”、国破家亡的悲痛令她“欲语泪先流”。心头的郁闷使她想通过泛舟双溪来排解，但这沉重的家国之痛又怎是那小舟所能承载得起的呢?这首词抒写了女词人对国破家亡的生命体验，倾吐了历史受难者的内心痛苦，使其作品内蕴更为深广。
二、家庭生活背景
（一） 少女时代生活环境的影响
女词人不是天生的，家庭生活的环境是其成长的土壤。一般来说，她们大多出生于名门富族，并生于开明的家庭。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典训下，只有开明的家庭才可能给自己的女儿提供文学上的教育，而这样的家庭往往是些名门富族。正如冼玉清在 《广东女子文艺考》自序中所言：“名父之女，少禀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家庭对词人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再加上这样的家族通常结亲的对象都要求门当户对，因此很容易满足冼玉清所说的女子成才的另外两个条件：“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倡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相通；其三令子之母，侪辈所尊，有后嗣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家庭环境、父母的品性直接影响子女的个性心理。以李清照为例，她的父亲李格非对她的影响就非常之大。李格非是一位博学多才之人，而最为时人所推许的是其文学才能。他文思敏捷，所作的《有竹堂记》说他自己作文章，“日数十篇不休。如茧抽绪，如山云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发。须臾盈卷轴。”他留传下来的文章《洛阳名园记》，并不单纯地写景、记事，而是从中寄寓了兴亡之感，讽喻之旨。对当时统治者生活奢靡，不问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由此可见，他还是一位关注国运与民生疾苦的文人。我们从李清照的《咏史》等关注社会政治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李清照对父亲的继承。李格非有一句诗，“中郎有女堪传业”3，可以说是借赞赏蔡邕、蔡文姬父女而表达对女儿继承自己文风的欣慰。
我们从李清照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写景、叙事还是抒情，她都是崇尚自然，发向内心的， 这又与她父亲主张文章要有“字字如肺腑出”的“诚”，是一脉相承的。而李清照的母亲是宋代状元王拱辰的孙女，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出生于这样的书香门第，对她文学素质的培养和个性心理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开明的家庭环境，形成了她开朗活泼的个性，她热爱大自然，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我们可以看看她的词作《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我们知道，宋代是理学的鼎盛阶段，封建礼教对女子的束缚更多。作者与闺中密友驾舟游玩，不觉天色已晚，却丝毫不担心回家受家长责骂，反而和女伴们嬉戏打闹，其家庭的开明程度可见一斑。
词坛上自李清照后，就只有朱淑真的作品较多。直至清代，女性词才迎来了它的发展和高潮。
到了清代，女性从整体上来说要比前代的女子享有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除了传统礼教和女工技艺外，琴棋书画、诗词法训练等也被列入了女性教育的范畴。家庭内部由父兄传授为主要途径，同时社会上也有大规模的招收女弟子的现象，如袁枚十分推崇女子的诗才，吴藻的老师陈文述收了很多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