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生活在社会动荡的东晋刘宋易代之际，素有“田园诗人”之称。他的大部分诗作往往都运用寄托和象征的手法，在他吟咏的如“飞鸟”、“青松”、“孤云”、“秋菊”等自然景物中常常寄寓特殊的含义，使之都不再作为简单的物象进入诗歌，而成为蕴含诗人意绪、心态的意象，从而组合成特殊的诗歌意象系统。其中“飞鸟”这一形象又有别于其他意象，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化身，是主体道德情操、人格精神的突出体现。“飞鸟”形象的探讨对我们研究陶渊明的历史时代背景，陶渊明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提供了大量的事实依据。同时，对“飞鸟”形象的探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陶渊明矛盾、复杂的思想性格，理解陶诗及其隐逸心态，同时也为全面探究魏晋士人心态提供一条线索。
陶渊明一生中始终贯穿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既表现为出仕和归隐的反复，也表现为归隐以后内心的苦闷和愤懑。对鸟的吟咏与歌颂贯穿着陶渊明诗歌创作的全部过程，从现存的陶集中写“飞鸟”有14处，大都有比喻或象征的意义。他笔下的“飞鸟”形象陪衬、渲染、烘托着诗人的主观情绪，充分展示了他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清晰完整地勾勒出诗人的情感轨迹和心灵历程。对于这样一个“于世事也没有遗忘和冷淡”1的隐逸诗人来说，陶渊明的诗歌创作还是与时事紧密相联系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环境的改变，几度出仕和归隐的经历，使陶渊明的思想不断地发生变化，其不同时期诗歌中的“飞鸟”形象也随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也正是诗人复杂情感的形象再现。下面就从陶渊明生活的不同时期着手对陶渊明诗中的“飞鸟”形象试作分析。
一、倦鸟与欢鸟——心怀两端徘徊时期
陶渊明一生中几度沉浮，几度仕隐。他反反复复出仕为官的十三年中（29岁—41岁），始终为自己的出路，即仕与隐的问题所困扰。仕与隐的多重原因揭示了他的心理矛盾，这种矛盾心理在他的诗歌中留有鲜明的印迹，他以“飞鸟”这一意象形象而深刻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对人生之路的思考。
陶渊明虽然早年对老庄学说很感兴趣，但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2“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3可见他的抱负很大，希望自己将来能“大济苍生”，把社会治理得象尧舜盛世一样。但他生不逢时，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极其腐败，这时期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很尖锐。统治者对分散割据的政治局面听之任之，不思进取，而朝臣们又都为个人利益谋划篡权夺位；在用人制度上，门阀制度盛行，士族阶层把握政权，压制贤能，时代风气不正，虚伪浮华之风盛行，谄上骄下，胡作非为，廉耻扫地；而陶渊明这个刚直汉子追求真率、崇尚自由，再加上他“性刚才拙，与物多忤”4不愿与浊世苟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这种社会和政治的腐败使陶渊明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在他时仕时归的十三年政治颠簸生涯中，充满了矛盾和苦闷。当“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占据他思想上风时，他几度从政，但从政又使他感到疲倦：一方面他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四处奔走，一方面又为官场的是是非非而感到“志意多所耻”5。陶渊明生活在内忧外患、祸乱不已的年代之中，在这种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社会里，士子们缺少一种精神依傍，也缺少生命的保障，还何谈实现政治理想！他在长期的官场生涯中，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感到政治之不可为，认识了仁政理想之虚幻性，从而产生了摆脱现有生存方式寻找新生活的想法。因此陶渊明又希望能够归隐故里，去过一种远离尘嚣的安静生活，这在他四十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徐州刺史刘裕的参军途中所作的诗中有所体现：“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6陶渊明以鸟自喻，鸟儿应当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林间，飞翔于高空，那么自己也应当返朴归真，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去过“息交以绝游”7的生活，在大自然中寻求安慰和寄托。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笔下的“飞鸟”是“鸟倦飞而知还”的倦鸟，“鸟倦”——“倦鸟”是被情思化、人格化了的意象，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化身。他以鸟代人，以鸟之迟出早归喻自己刚刚出仕又旋即归隐，表达出他立志归隐，不管环境怎样恶劣都要“守旧辙”的坚定决心，同时也伴随着归隐之际的孤寂与苦闷、探求与无奈。
当陶渊明追求“质朴人生”，“个性自由”的思想居于上风时，他又几度归隐。当他归隐时，田园之乐满足了他“质性自然”的个性与志趣，于是他笔下的“飞鸟”也成了“欢鸟”，晋安帝隆安五年（401），陶渊明离桓玄幕府之职返回家乡，这时他以欢鸟的形象热情地歌唱了自己的躬耕生活：“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8“鸟”“欢”——“欢鸟”。在作者笔下，鸟即是我，鸟欢即是我欢，我与物相融，全然忘我，乃至无我。在这里神游于物，又神随景迁。作者以不加雕饰的言词，冲淡洒脱的笔触，勾勒了一个悠远宁谧，一派天籁的境界。借欢鸟的意象抒发出自己作为倦鸟归林后的轻松愉快心情。
就这样，想“大济于苍生”而又不愿与浊世苟合，想清高自守却又难舍济世情怀的陶渊明，不断地在矛盾、痛苦的漩涡中辗转，在仕与隐，丑恶的现实与美好的田园生活对比中徘徊，陷入了一心处两端的徘徊境地。在“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9中，他便以因找不到合适居住处而悲愁的“边雁”自况自己，形象地抒发了自己一心处两端而“两端”皆不是的两难处境。这正是他思想上的矛盾，既对现实不满，又无力变革，并且看不出变革的希望，遂采取了“独善其身”的逃避办法，由此必然获得自甘寂寞、安于现状、洁身自好以至退隐归田的结果。
二、羁鸟归林——田园生活追求时期
陶渊明自二十九岁初仕到义熙元年（405）十一月辞彭泽令归隐，十三年的仕途坎坷，使他不仅饱尝了仕途的痛苦，而且也看透了官场的腐朽，所以在长期的出仕与归隐的思想矛盾与斗争之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归隐的道路，并从此不再出仕。
陶渊明在居田前期其主导思想还是儒家思想。“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便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正如王廷箴先生所说：“陶渊明的一生是为实现‘大济苍生’的志愿而奋斗的一生。”10陶渊明从出仕到归田，只是改变了他实现志愿的途径，而没有改变志愿本身，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即赋著诗文表达他的理想与追求。因此，陶渊明的归隐只是在“邦无道”的时代和社会中“独善其身”，顺应自然。
归田暂时满足了陶渊明“质性自然”的个性要求，陶渊明四十一岁辞彭泽令归田之初所作的《归去来兮辞》无异于他终生归隐不仕的宣言。这篇辞写归家时的愉快心情和隐居的乐趣，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诗中写出了归隐后，陶渊明过着“或植杖而耘耔”“临清流而赋诗”的清淡生活，并以此为乐，以此为本。这位早年怀着“感物愿及时”11的理想而步入社会的陶渊明，在坎坷的仕途上往返颠簸，但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腐朽官场的尔虞我诈、世俗社会的污浊混乱，终于逼使他走上了与统治集团相决裂的道路，最后怀着满腔的愤懑不平，又重新回到了那时时令他遐想、留恋的大自然的怀抱。
《归园田居》其一是诗人从彭泽归隐后第二年春天写的，当时诗人四十二岁，这时隐居的决心已定，新的生活安顿下来，诗人对比往事，越发珍惜眼前的一切：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开头几句追述往事，不胜懊悔。他把官场视为“尘网”，说自己误落其中，好象羁鸟、池鱼，得不到自由。“开荒南野际”以下转而写归隐之后的生活，好象诗人带着我们在他的田园里参观了一番，他指东道西地向我们一一介绍：田亩、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狗吠、鸡鸣。这些平平常常的景物，一经诗人点化，都添了无穷情趣。“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远一近，像一幅素描，极形象地表现了田园的优美宁静。炊烟依依，是那样悠然自得，与诗人的心境完全契合。“狗吠”二句，以动写静，也有很好的艺术效果。最后四句对全诗做了总结，欣喜舒畅之情溢于言表。诗人向来苦于仕宦，而现在自己这只久困于“樊笼”中的“羁鸟”终于得归“旧林”，这自然把诗人与田园生活、农村景物相依相融的怡然自乐之情，借“飞鸟”传神地表达了出来，其喜悦之情不言自见。诗人又在“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12诗句中，以悠然自得的情怀表达了人各有志，而自己独乐于流览群书的淳朴的田园生活观。能够全面展示陶渊明这一时期悠然心境的诗是《归鸟》：
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和风不洽，翻翮求心；顾俦相鸣，景庇清阴。
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遇云颉顽，相鸣而归。遐路诚悠，性爱无遗。
翼翼归鸟，驯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反旧栖。虽无昔侣，众声每谐。日夕气清，悠然其怀。
翼翼归鸟，戢羽寒条，游不旷林,宿则森标。晨风清兴，好音时交，矰缴奚施？已卷安劳！
陶渊明终于归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