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管理论文，本文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和流动性约束假说，利用 2014 年 5 省 18 市农民工的相关调查数据，从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这个角度出发，构建分析框架，采用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两种计量方法进行分析，系统地分析了其对农民工营养摄入的影响。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2016 年，农民工总量 28171 万人，比 2015 增加 424 万人，农民工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分别为 31.1%和 21.1%，批发和零售业比重为 11.9%，其他服务业的比重为 10.6%（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农民工月平均工作时间为 24.9 天，其中，每天工作时间超过 8 小时的农民工占 64.4%，月平均收入 3275 元（2016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营养不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劳动力的生产水平，劳动力水平与成长过程中不同阶段的营养状况密切相关（王烨等，2015）。长期营养摄入不足和营养结构失衡，直接后果是导致与营养相关的慢性疾病的快速增长，心脏病、慢性病、肿瘤与脑血管病等是导致居民死亡的三大主要原因，都与营养物质摄入有关（李哲敏，2007）。《2016 年全球营养报告》指出，在可获得相关数据的国家中，129 个国家中有 57 个国家目前正面临着严峻的营养不良，根据报告得出，全球每三人之中就会存在一人营养不良。中国有 1.51 亿人口营养不良，2016年进城务工人口已经达到 2.82 亿，几乎是人口总数的 20%。农民工由于收入水平低、劳动强度大、饮食卫生差等导致膳食结构不合理、营养素摄入不平衡，再加上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极易导致如贫血、软骨病、营养素缺乏等与营养相关的疾病发生，这都是农民工的常见多发病，营养素的摄入水平和体力劳动的强度跟慢性病联系紧密（常慧等，2012）。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营养不良已经成为目前全国居民健康所需面临的最大威胁。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指出，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是反映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卫生保健水平和人口健康素质的重要指标，2012 年居民每人每天平均能量摄入量为 2172 千卡，碳水化合物、脂肪以及蛋白质的摄入量分别为 301克、80 克以及 65 克，能量和营养摄入得到满足。李哲民（2004）研究表明：2002 年我国农村居民每人每日的能量摄入已达 2591.36 千卡，超过营养目标 271.36 千卡。《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 年）》发布，到 2020 年，全国每人平均每天摄入能量 2200-2300 千卡。然而根据 2014 年“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和食品需求”数据显示，农民工能量摄入为 2069.39 千卡，比轻度劳动强度推荐摄入的能量还低。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城镇居民在生活模式、消费习惯等发生的变化，使健康潜在的风险不断上升，逐渐凸显的老龄化趋势，与营养摄入相关的“三高”、慢性病等发病率不断增加，健康风险迎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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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收入与支出不确定性的测度
众所周知，不确定性是很难直接观测得到的，因此需要通过某种方法间接测度得到。下文将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分为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来展开讨论分析。
1.2.1.1 收入不确定性的测度
在收入不确定性的测度中，较为常见的方法有 4 种：
①代理变量法，即利用职业、失业率、收入增长率、失业保险等代理变量。例如：杭斌和郭香俊（2009）将抽样调查数据中的“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作为城镇居民收入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李隆玲等（2017）将“是否存在工资拖欠”、“是否拥有失业保险”作为农民工收入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该测算方法建立在职业、失业等因素是导致居民收入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这一观点之上。其代理指标虽可获得性强，但都过于间接、单一，容易造成最终量化结果产生较大程度的偏差。②使用收入、消费、地区等分组数据的标准差或方差等作为代理指标，即居民收入的标准差或方差、收入年均增长率偏离平均增长率的平方、持久收入与实际收入均值的方差。例如：孙凤和王玉华（2001）在剔除季节性因素后，将 1991 至 1998 年 35个地区间居民月收入的标准差作为衡量城镇居民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指标。杨明基等（2008）测度劳动收入不确定性是使用人均的年劳动收入增长率偏离平均增长率的平方。该测度方式的优点是有较高的科学性，因为标准差、方差这些代理指标可以反映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程度正是导致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比代理变量更能代表不确定性。但它只能反映某一方面的不确定性特征，需要采用其他辅助变量。
③使用收入的变化趋势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额作为代理指标，即人均 GDP 的趋势值与实际值差额的绝对值、暂时性收入的平方、收入的预期值与实际值之差。例如：臧旭恒和裴春霞（2004）使用各省人均 GDP 增长率的趋势值和实际值之间差额的绝对值和平方这两个代理指标对城镇居民面临的收入不确定性进行衡量。罗楚亮（2004）利用 1995、1999 及 2002 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中收入的对数方差、暂时性收入平方项、预测失业概率三个指标对收入的不确定性进行量化。该测算能够体现趋势波动方向的思想，而且综合运用了代理变量和方差指标两种方式。测算方法更加科学，因为利用计算趋势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确定的大小，使得测算结果与不确定性的概念更吻合。
④问卷调查法，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采访自身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然后对不确定性进行测度。例如：Guiso（1992）根据居民的主观感知，记录其面对的未来收入不确定性，从而衡量居民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程度。朱信凯（2005）问卷调查是居民消费储蓄的内容，根据预期收入和储蓄动机的各项变量对农村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行衡量。该测算方法虽然避免了代理变量的问题，直接测量不确定性，但受到技术性问题的限制，问卷设计存在困难，在不确定性测量上易受到较多主观因素的影响，不同标准衡量的不确定性大小不一样，大大降低了测度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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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样本数据的农民工营养摄入现状
2.1 营养摄入的测算
“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和食品需求调研问卷”样本数据中，农民工 24 小时的食品摄入进行营养调查。本文营养摄入包括能量、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问卷提供了农民工 24 小时内用餐食品消费数据，就餐类型涵盖家庭就餐、他人请客、单位包吃和自己在外购买。详细就餐数据包括饮食菜单，即每餐吃了什么食物，主食吃的什么，吃的什么菜（菜的名称、食料构成和肉食种类），每种食物的数量（个）和重量（两）。将早餐、中餐、晚餐、加餐和零食汇总分为米（稻米）、面（标准粉，切面）、肉（猪、鸡、鸭、牛、羊等）、蛋（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蔬菜（茄果、瓜菜、花菜等）、奶（牛乳、酸奶）、水产（鱼、虾、蟹、贝等）和杂粮（玉米、小米、豆类、薯类、豆浆等）。1 克碳水化合物释放 4kacl 能量，1 克脂肪释放 9kacl 能量，1克蛋白质释放 4kacl 能量。这就是通常用以计算膳食能量的数据。
从农民工的营养摄入状况对比中，本文发现：（1）从事不同劳动强度的农民工在不同年龄的营养摄入上有所差别，能量、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摄入并未满足该年龄段不同性别所需。碳水化合物作为最经济的食品来源，农民工实际摄入并没有达到实际营养物质摄入水平。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农民工脂肪摄入明显偏低。（2）实际营养素摄入量明显低于推荐摄入量，农民工在外务工，就餐食物品种少，较为单一，部分农民工营养素的摄入出现严重失调的状况，总体的营养摄入水平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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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农民工能量摄入状况
每日推荐摄入量（RNI）是能够达到特定群体中的不同性别、年龄及工作劳动强度 97%-98%的营养摄入。当摄入达到 RNI 水平，营养摄入得到满足，就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并且维持身体机能进行适当的储备。RNI 是作为一个目标值，衡量每个人每天摄入的营养素。实际能量摄入量是通过 2014 年“城镇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和食品需求”样本计算得到。中国劳动保护工作科学管理中心对工作人员从事体力的劳动强度进行分层，制定了的一项标准。中国营养学会根据我国成人活动水平进行分级，分为轻、中、重度活动。
表 2.1 是居民在不同年龄段，从事不同劳动强度应该摄入的营养素和农民工的实际营养摄入。从推荐摄入量和实际摄入量看，农民工的能量摄入量没有得到基本满足需要。从表中可以看出，年龄介于 18-50 周岁从事轻度劳动、中度劳动和重度劳动的男性实际能量摄入低于推荐摄入量 219 千卡、514 千卡、995 千卡，并未满足该年龄段男性劳动的能量需求。该结论同样适用于女性农民工。年龄在 50 岁以上的农民工，从事轻度劳动、中度劳动和重度劳动的男性实际能量摄入低于推荐摄入量 435 千卡、588 千卡、866 千卡。女性实际能量摄入低于推荐摄入量 365 千卡、154 千卡、589 千卡，与推荐摄入量仍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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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对农民工营养摄入的影响机制..........................16
3.1 农民工收入不确定性的来源 ...................................16
3.2 农民工支出不确定性的来源 ...............................17
4 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对农民工营养摄入的影响程度........................19
4.1 模型构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