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城乡一体化的道路仍旧任重道远，相信范小青将在她的文学之旅中，矢志不渝地探寻城乡书写尚未触碰的新交融点，继续以坚定的创新精神和对纯粹小说艺术的执着追求，不断挑战革新，为文学界带来更为丰富与深邃的作品，以苏州情怀回应时代的声音和读者的期待。
第一章1980年—1996年：城乡传统的多维探索
第一节吴文化光影中的苏州风情画
地理空间是人们生存、生产、生活的基础，也孕育出独特的文化形态。“个体所属的文化提供了构成他生活的原始材料”[1]，范小青的小说与苏州的文化同频共振，苏州也成为她早期创作的原始材料。1955年，范小青出生于上海市松江县，3岁时举家搬迁到苏州，她的童年几乎都是在苏州度过的。苏州滋养她温润平淡的气质，影响她日后的写作之路。地域文化孕育一方水土，同时也塑造苏州的人文精神，这些深深影响范小青的小说创作。作品中的弄堂小巷、吴语评弹在苏州都有迹可循：“前辈作家的影响和自己童年少年生活的影响，都是形成我创作风格的重要原因。地域性的艺术视角也是来源于生活的影响和对生活的感悟，我在苏州写作的最大感受，就是我是一个苏州人，我与苏州是融为一体的。”[2]苏州的城乡格局兼具传统与现代性，这为范小青创造更多可能性。范小青继承中国传统“世情小说”的传统，在传承叶圣陶、陆文夫、叶弥等人苏州地域书写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并不追求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是以苏州巷弄中人际交往、家庭琐事为表现对象，借助韵味悠长的吴地方言俚语的词语、句式展现“原生态”的苏州，传递给读者浓厚的吴地韵味。这种行文方式也影响着她的情感表达以及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例如，“懒懒的”“狭窄的小巷”“鸡零狗碎的事”等词语独具苏州韵味，词语的背后体现吴地文化的冲淡平和与阴柔之气。
1985年以前，范小青的很多小说都生动描绘苏州市民的日常生活，深入探索他们的内心世界，用细腻的笔触使读者感受到人物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生的真实状态。苏州城市社会经济转型对人们日常生活状况产生巨大影响，小说中坚守传统和追寻现代化变革这两种不同生活方式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结构，例如高耸的楼房和低矮的弄堂。代表着新生活的高楼和大街打破小巷的宁静生活，老一辈人在小巷中坚守着传统，但现代化的脚步怎会停止，新一代人向现代化展开怀抱。通过两者间的对比，范小青表现出对现代化的乐观态度。1985年左右，范小青逐渐摆脱二元对立结构，褒贬色彩不再那么分明，而是进一步探寻生活的深层次内涵，以苏州文化的视角思考现代文化的发展和出路。
第二节知青叙事与土地情结
乡野之歌长久悠扬在中国文学的田野间，而在范小青的创作生涯中，这片土地的歌声同样回响深远。虽然苏州城市是范小青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居住地，但乡村的土地同时是她创作的灵感与源泉所在。1955年，城市青年下放农村的序幕已经悄然拉开，但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项运动被迫暂时搁置。直到1968年，下乡的性质与规模都发生改变，不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是一种强制性的政策，这场运动也有了正式的名称：“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不仅是城市人口地理位置转移，其背后有着意识形态动机与社会经济动机。这次活动的名义是知识青年前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作用，但“事实上，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农村，根本不需要知青的劳动力。需要为知青下乡找一个更具说服力的理由，那就是无业青年给城市带来的负担”[1]。国家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多次政策性的调整。在1967—1977年的强制下乡阶段，范小青有着两段宝贵的农村回忆。1970年，她和父母一起被下放到江苏省吴江县的桃源公社，人生中第一次农村生活也随之展开。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展开，知青主要下放到他们所在城市的郊区。1974年高中毕业之际，她积极响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又一次回到农村的土地上。插队的生活难免有些孤独，她开始在劳动之余练习写作。《在那片土地上》是一部讲述知青插队生活的小说集，范小青深入探讨知青们由城市来到乡村的生活，以及他们与农村传统文化和朴素生活方式的直接互动经历，这种经历激发他们对自我身份和城乡文化的深刻思考。在描述知青插队题材时，范小青构建一个与他人完全不同的乡村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种政治和文化势力不断碰撞，而这一系列小说的显著特点在于范小青对民间鬼神信仰的生动描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第二章1997年—2006年：城乡冲突的深入描绘
第一节官场世态百相
孔子曾说过：“学而优则仕”，求取功名一直是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政治社会思想，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官职和权力被视为社会地位的象征。古代为官强调德才兼备，不仅要具备才能，更要具备良好的品德，但这一标准却与当今腐败的官场形成鲜明的对比。王德胜认为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放弃“政治——道德一体化”文化价值，社会文化价值结构开始体现“经济——商业”的利益主导性。[1]社会市场化的进程加速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社会结构的调整，以及权力关系的重塑。权力私有化和市场化趋势促使权力滥用和腐败问题愈发猖獗，而旧体制对权力腐败的漠视在市场经济透明度提升的情况下逐渐显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逐渐向着“享乐”、物质功利主义、商品主义倾斜。1986年—1987年，范小青曾在苏州市沧浪区挂职任区长助理，随后先后担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她长期深耕官场，对基层政治生态有着精准了解。而90年代正值社会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之际，范小青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迁的脉搏，她的创作风格也因此发生转变。“1997年我写了《百日阳光》，开始接触比较重大的题材，可以玩笑说是‘中年变法’了，写苏南的乡镇企业，还是苏州文化背景，但是人物，题材，都有变化”[2]。自此，范小青开始了以社会改革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在1999年前后，她短暂地回到以《鹰扬巷》为代表的小巷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创作。2005年，《女同志》的问世标志着范小青小说创作再次聚焦于职场政界。
在《钱科钱局》中，称呼是十分重要的身份象征。钱科长工作能力强、群众基础好，大家一致认为不久后他便会顺理成章地当上副局长，于是提前称呼他为钱局，钱科并未拒绝大家对他的称呼，而是采取默许的态度，这从深层次反映他对于权力和地位以及社会认可的渴望。可就是这一个小小举动使他本该顺利的仕途出现种种坎坷，在当上副局长的边缘反复徘徊。阿尔蒙德·鲍威尔认为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第二节农民工的生存挑战与精神探求
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势头正猛，而乡村工业发展的弊端逐渐显现。苏南乡村进行工业产权改革导致大量乡镇企业逐渐式微。农村不仅要承担管理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责任，还需要支付农业税费，这加重经济负担，使得农业发展放缓、经济负担加剧。另外，以往以乡镇企业为主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模式难以为继，有限的就业机会无法满足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因此，大量农民工选择离开故土，他们的目的地也从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发达的农村地区转向城市。[1]土地流转、收入不稳定以及就业机会不足等问题导致农民的耕作热情减退。然而，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不仅获得更多的机会，也创造更多的财富。进城农民对住房的需求刺激城市房地产的发展，同时城市也向周边农村地区扩张。尽管现代化带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但进城民工的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回馈到农村，为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范小青说：“他们辛辛苦苦为城市卖力卖命却被城市踩在最低层，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却被城市排斥……这是一种新型的边缘人，他们的肉体和灵魂都在穿梭城乡，他们又是连接城乡的桥。”[2]在她的笔下，一些农民工在来到城市后本分老实、勤勤恳恳，却在城市生活中处处碰壁，生活得十分艰难。尽管这一代的农民工来到城市，他们勤劳、奋斗，渴望跟随时代的步伐，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社会认可，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然而，由于个人与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他们始终无法完全摆脱其农民身份的根源，难以被城市人所接纳和承认。“‘农民工’的称谓就是一种制度抗拒和制度歧视的体现，‘农民工’这个词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低下的地位。农民工虽然干的是‘工’，但身份仍然是‘农’，而‘农民’身份先天性地低人一等。”[3]尽管他们逐渐淡化对乡村的眷恋，但小农意识仍根深蒂固，仍旧无法实现进城后的文化适应及文化认同。
第三章2007年至今：城乡融合与共生...............32
第一节精神危机与时代病..........................33
第二节颓败的乡村与断裂的记忆..........................37
第三节城乡融合的展望与人类命运之思...........................41
结语................................44
第三章2007年至今：城乡融合与共生
第一节精神危机与时代病
城市化进程通过重新塑造城市空间来推动现代城市文化的形成。这种城市文化实质上是现代文化的一种表现，“现代文化是对既定目标的工具性追求，即遵循理性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尽可能有效的方法达到目标。”[1]。具体而言，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商业运行模式唯一考虑的因素就是对利益的合法性追求。现代城市不仅是由钢筋、水泥、混凝土组建起来的有秩序的庞然大物，同时也是一个被现代传媒影响的信息世界，城市空间结构塑造着人们的生活欲望，市场经济追求效益、金钱的功利化、商业化的价值取向形成金钱至上的思想观念。传统与习俗退居次要地位，市场规则不仅把握着城市的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