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元对立的语言思维。首先，在抗战悼亡诗歌中，诗人经常将一些对立性词语配对使用，而这些词语本身也具有极强的战争色彩。林祥麟在《塞垣春·殉国诸无名英雄》中大量使用了对立性词组，有“烽烟烈”之激烈，就有对举的“声幽咽”之低沉，音调上一高一低，形成对立；有“汉奸”“胡儿”“凶寇”，就有与之对立的“丈夫”“汗青”“雄鬼”，有“寒光冷侵月”，就有与之对立的“洒满腔热血”，这些对立性词组的大量使用，恰好反映了诗人创作时的战争思维，把诗歌创作视为当时两军对垒的文化延伸，即诗歌创作成为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而词组本身也包含了较为浓厚的战争色彩，无疑更加说明了当时的诗人们普遍处于一种战争情态中。虽然大多数人无法亲临战场，感受战争的酷烈，但由于普遍的民族情感和战争情绪，诗人们无疑都具有一种战争的代入感，在民族归属的追求和古典资源的借用中，诗人们通过战争的想象找到了一个表达情感的路径。
其次，在抗战悼亡诗歌中，诗人常用一些虚词和副词来增加对立的效果。这些特殊的词语通常带有转折、强调、对比的意义。如林祥麟《塞垣春·殉国诸无名英雄》中“但”“宁”等带有转折和强调意味的虚词的使用，在增强诗歌的对立效果的同时也增强了诗歌内在的张力。征雁在《吊四十七烈士——在太仓》①中使用了“可是”“原来”“已”“然而”等虚词，通过叙事的推进构造了诗歌中敌人-英雄的对立结构，并显示出诗歌中的叙事性张力。杨长高在《吊前方抗敌殉职烈士》中使用的则是一些诸如“未”“无”“犹”等带有否定性、强调性的副词，通过否定和强调也能实现语义的对立，从而构成一种敌-我的对立结构。
结语
正如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言，过去的诗歌是成熟诗人诗歌个性的一部分，每一个有历史意识与文化背景的诗人，每一个诗歌流派，每一种诗歌类型，都无法完全脱离传统的影响，而且正是在对传统的理解与学习中，一种新的诗歌才得以真正地形成。①抗战悼亡诗歌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国殇》和明清以来悼亡诗歌关注家国大事，饱含忧患之气的传统，继承了传统悼亡诗歌中悲伤的诗歌底色、重视人际关系与伦理价值的传统，同时也继承了五四以来用新诗悼亡的诗歌传统，初步形成了抗战悼亡诗歌的反思意识与批判精神。然而作为悼亡诗歌在抗战时期的一种独特变异，抗战悼亡诗歌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诗歌风格。
抗战悼亡诗歌的战争书写表现得十分突出，从诗歌内容、人物塑造到诗歌的声音、张力、语言和意象全都打上了鲜明的战争烙印，这也是传统悼亡诗歌不曾具有的新特征。而与其相匹配的抑-扬结构同样也是抗战悼亡诗歌区别于传统悼亡诗歌的新特点。战争性的二元对立思维也渗入到抗战悼亡诗歌的语言、诗歌结构、人物设置乃至具体的修辞之中，使其战争性特征更具整体性。悼亡的原型是祭祀与招魂，二者作为悼亡的原始心理积淀在抗战悼亡诗歌中集中体现为两点：一是寻找理想的归属之地，二是为现实的个人、战争与政治服务，这与传统悼亡诗歌中主要为个人和伦理服务也有所不同。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