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文从空间角度出发，纵观林斤澜的小说创作与文学思想，分析林斤澜不同小说空间的塑造方式与演变过程，结合作者的生命历程和思想场域，更加系统、综合地研究林斤澜小说的艺术创造。
一边境：远离中心的地理空间
（一）边城与民族——西南边境的启示
1.西南隐现的“边城”
从林斤澜涉足小说开始，地方性就与他的创作息息相关，成为林氏小说的重要特征。1951年，在发觉自己不适合写剧本后，林斤澜调到了北京文联写小说，受老舍的直接领导。彼时老舍正在创作《龙须沟》《茶馆》等作品，林斤澜受命去北京各地搜集素材，时间久了，林斤澜对北京语言和北京近郊的农村生活情况都十分了解，创作了如《擂鼓的村庄》《春雷》等具有浓厚北京风味的作品。
这个时期林斤澜的作品中流淌着北京风味，在政治上也非常稳健，专写一些“社会主义新人”的故事。风格的稳健也意味着桎梏，林斤澜笔下好人好事与北京风味较同时期的其他作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用汪曾祺的话形容：“便是我总觉得那个时候，相当多的作家，都有点像是说着别人的话，用别人也用的方法写作。斤澜只是写得新鲜一点，聪明一点，俏皮一点。”
转变发生在1961年，林斤澜跟随沙汀、艾芜去西南访问考察，远离北京的西南边疆给林斤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的文学生命里留下了诸如《艾桑》《山里红》《猎》等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边地小说。在西南这片神秘的空间里林斤澜的非凡想象和浪漫情调被再次激发，他创作的边地小说摆脱了主流的北京语言与风味，生动地描绘了西南地区繁茂原始的自然环境以及质朴单纯、热情好客的少数民族。
（二）“山坳海沿”——温州的边缘空间
1.温州的边地特性
王晓文在《中国边地小说研究》中将“边地”定义为一种文化空间，着眼点是文化，他将受到汉儒文化主导的地区称为“内地”，作为参照系将边疆、边缘地区确定为“边地”。所以“边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是综合“自然环境、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组成的文学和文化空间。”②“边地”概念被强调是为了寻找不同文化空间内的异质话语，以求与主流话语产生对话、相互补充、彼此激发。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林斤澜笔下的矮凳桥也可以看做是一种“边地”，其具有强烈的“边地性”，主导这个空间的是非主流的话语。
从自然地理来说，矮凳桥所在的温州与中原的半封闭的大陆环境迥异，它群山相遮，濒临海洋，更加具备海洋文明的特征。因此温州人比中原农耕地区居民更具有积极进取、锐意探索的个性，梁启超就言：“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③且温州处于丘陵地区，群山环绕而耕地极少，兼之台风、海溢、山洪等灾害频繁，并不适宜传统农耕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小说中，矮凳桥是被锯齿山环抱的十字街，一条溪流一座石桥，开始不到十户人家。农田养不起人，袁相舟家的几分田全部由妻子承包，因为没有家庭能指望靠田地填饱肚皮。田地无法倚身，乡民们就需要想尽办法给自己谋出路，这种行动温州话称之为“钻”。小说里写道：“好比弟兄三个，哪个最老实，或是不识数，或是手脚有毛病，就该他种田，吃个半肚饱也好。那两个要捏尖了脑袋，东钻西钻，钻到个饭碗才算数。”①在生存的压力下，矮凳桥的居民要么学门手艺，有个一技之长，要么出门跑单做买卖，亦或学点算数写账，去当账房先生。他们学的尽是夹缝求存、水中搏浪的智慧，生产和生活方式要求矮凳桥人敢于尝试、乐于尝试各种新事物。自然的，处于海洋和大陆夹缝间的温州乡土，主导其空间的话语也迥异于中原的农耕社会，它与温州独特的生存方式、方言系统、文化心理和人文精神相互缠绕。
二迷宫：盘根错节的心理空间
（一）想象与回忆——迷宫的构造基础
1.想象背后的自我分裂
林斤澜是构造心灵迷宫的好手，而回忆与想象则是他最趁手的两样材料。这点从林斤澜早期的作品《一瓢水》中就可以窥见，回忆所引发的心灵冲击与想象所营造的阴森气氛，使得这篇发表于1956年的小说具有与同时期其他作品迥异的阴冷气质。
故事脉络非常简单，司机助手小刘留跟车时忽遇司机老赵精神病发作，小刘留顶着风雪连夜为老赵找医生，最后在一瓢水街群众和一位草药郎中的帮助下治好了老赵，第二天启程上路。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有两处不同寻常的地方，一是小说前半段渲染的阴森气氛，深夜的山路，迷信的老太婆，发疯的同事，围绕着小刘留构成了一组阴森恐怖的召唤结构。二是对赵司机精神疾病的刻画，他是因为工作忙不常在家，妻子受不了跟他闹离婚而导致的苦闷，最后引发了癔症。其实这两处在发表时就曾引起《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争议，包括茅盾在为林斤澜辩护时也认为这样写作容易受到攻击：“甚至还可以进一步作诛心之论，认为作者故意把人的心境、环境，都写得那么阴暗，把乡村描写得那么落后，荒凉……写老赵高热中呓语，分明是暗示紧张劳动会逼疯了人，逼得人家家庭破碎，那不是诬蔑我们的制度等等。”①最后茅盾拍板，这篇小说还是正常发表，但这场小小风波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林斤澜在自己文学生涯的初期就已经与主流发生了背离，或许是天性如此，亦或者出于作家对人心人性的敏锐洞察。而当我们结合林斤澜复出后的作品，特别是关于精神状态的小说如“十年十癔”、“续十年十癔”系列等，便会发现林斤澜再很早就显现出对“癔”的独特审美情趣和对自我认知问题的关注，这点对认识林斤澜心灵迷宫的构建有重要作用。
（二）创伤与档案——身份认同对集体记忆的抵御
1.作为书写支点的创伤
林斤澜创作的高峰期是八、九十年代，人们在迅速走出浩劫阴影的同时也迅速将“噩梦”遗忘，一个崭新的庞大的公共空间即将形成，众声喧哗、百家平等。南帆曾提过一种“话语光谱”的理论：“在公共空间内部，诸种话语如同光谱似地横向展开，例如经济话语、军事话语、法律话语、外交话语，如此等等。顺序排列的光谱波长并不一致，这如同每一种话语拥有的不同分量、威信和权力。”②文学话语飞快被经济话语、社会话语等强势话语所掩盖，而在全球化的格局下，西方思潮的涌入更进一步放大了八、九十年代公共空间的多元属性，文学的焦虑和民族/地域的焦虑推动了八十年代文学向边地、向心灵以及向历史的开拓，从这个角度看林斤澜的创作历程正回应了当时的文化焦虑，与其他归来作家不同的是，当王蒙用“布礼”再度确立了自己布尔什维克的信念，张承志在草原上皈依了哲合忍耶教，而林斤澜则在心灵空间里，不断重温噩梦，重走伤痛来完成一名老知识分子的认同。八十年代的作家需要用“故乡”或“飞地”来安置动荡的灵魂，而林斤澜的灵魂一半在“矮凳桥”，一半在噩梦里，他的成就与困境都来自此。作为受“五四”影响的知识分子，林斤澜的思想、意识与坚持都来源于那个灿烂的年代，但时过境迁，林斤澜即便可以用经验完成对“五四”时间上的联系，却再难从空间上找到“五四”的故乡，于是乎“过去”成为了一处极为重要的安置所。
三夹缝：个人化的历史空间...................................30
（一）野史与正史——笔记体小说与知识分子自觉..........................30
（二）复合同构的历史空间..................................33
（三）夹缝与门——个人在历史中的坚守.................................36
1.“夹缝”里的生存态度.....................................36
2.“门”与生命追寻.................................38
结语..............................................41
三夹缝：个人化的历史空间
（一）野史与正史——笔记体小说与知识分子自觉
文学从源流来说就与记忆存储有极密切的关系，相对而言，西方的史诗追求伟人的不朽，他们的名望、事功、德行被久久传唱。诗人与伟人则成为记忆的同谋，诗人增辉了伟人的名望，而伟人的功业携带着诗人名字一起成为历史的部分。与之大相径庭的中国有浓厚的“正史”传统，设置了专门的史官负责记录那些“官方认证”的内容，而留下一片名为“野史”的疆域供文学驰骋。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杂述》里将正史外自成一家的杂史称为“偏记小说”：“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②与“正史参行”就道出了中国小说的部分史学源流——一种私人的历史记忆。这种私人历史记忆最直观的表现形式便是笔记体小说，它正对应了刘知几“逸闻”、“琐言”、“杂记”的三个分类，分别记录名人轶事，人物言语和神鬼怪谈。这些笔记的作者将道听途说、街谈巷语进行选择与加工，从个人化、微观化的视角对历史进行填补，展现出独特的历史价值与魅力，其中杰出者如蒲松龄、纪晓岚等人的作品取得了不下于正史的地位。
作为“新笔记体小说家”的林斤澜不仅吸收了传统笔记小说在文体结构、叙述语言上的精巧，更重要的是接引来了中国传统笔记体的历史意识，将私人历史这个特点注入到自己的小说里，为读者构筑起了一个个气韵流转的历史空间。
结语
林斤澜是个很“有限”的作家，他尤为擅长在短篇小说这个“螺蛳壳”里做道场，无论是作品的艺术形式还是内在的创作表达，林斤澜都在近乎自缚的条件下精巧地吐露他对于地方、历史以及人生的感受。而这些感受在层层叠叠的障碍与遮蔽间显得似有还无，如梦如露、意蕴悠长，正如古典的园林或国画，林斤澜以有限的架构和无限的气韵构成了丰富绚烂的小说空间。
小说空间的进化代表了林斤澜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发展，他从早期的刻画典型性格发展到捕捉抽象的，艺术的又是中国式的真实。林斤澜以地理空间呈现温州的地方个性，以心理空间照映人性的高洁与堕落，以历史空间承载历史与生命的重量，可以说他极大开拓和丰富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领域，无愧于“短篇小说圣手”的称号。
而从空间书写的角度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