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文试图以刊物《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把文学研究的视野从纯粹的文本研究拓展至文学传播与当代文学史的关系研究，关注文本生成的潜隐结构，通过对《中国》创刊历程、编辑思想、刊发的文学文本与时论文本，以及重视的文学思潮为多重参照。
第一章《中国》刊物的基本面貌
第一节“老作家”现实焦虑的移置与自洽——《中国》的创办
1980年代初期，全国经济朝着“改革开放”的方向前进，经济领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社会语境也更为开化，文学与政治的蜜月期逐渐结束。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与艺术特征，确立了新时期党对文艺工作指导的具体任务，重申了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有效性，文学氛围得以逐步开化。1950—1970年代“一体化”文学格局在这一时期开始解体，五四时期多元共生的文学格局成了1980年代文学界知识、想象的重要来源，与文学格局逐步松绑相伴而生的是期刊生态的繁荣。文学思潮多元化格局的奠定离不开期刊媒介的加持与引领。1985年是文学期刊发展的鼎盛时期，文学期刊爆发式的增长，促进了1980年代中期多元文学思潮并存局面的形成。如1980年代的《收获》杂志掀起了先锋小说的潮流；同时期复刊的《人民文学》成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改革文学思潮的阵地；1978年创刊的《新文学史料》着重刊发现代成名作家的回忆录，为“重写文学史”做了扎实的史料准备；《上海文学》着重刊发文学评论，对1980年代形成的文学思潮及时地做出标注与解答，推动文学思潮之间相互争鸣这一局面的形成。《中国》在这一开化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以边缘探索的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
《中国》创刊之初的编辑多为中国现代成名作家，这一批作家不愿将文学活动局限于狭小的领域，虽处于人生暮年，仍有较强的文学创造力，有丰富的文学编辑经验，他们意欲寻找表现自己文学创作的平台，欲在文学刊物上大有作为。同时，在1985年文化热背景下，这批老作家看到了青年作家“洋化”式创作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明显的断裂和缝隙，他们希望以《中国》为平台，进一步弥合新老作家之间的代沟，加强与青年作家的联系。《中国》创刊初衷是好的，但《中国》创办的过程却历经坎坷。丁玲从1930年代开始，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下的文学创作活动，晚年丁玲的文学编辑与创作的命运更是与中国作协的态度绑在了一起。丁玲与作协党组领导人的纠葛也影响了刊物《中国》的命运。主编丁玲的命运，决定着《中国》的命运，而党组书记张光年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中国作协党组对《中国》的态度。张光年从1978年作协临时党组成立后，担任了党组书记，成为中国作协的掌舵人。1957年张光年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文艺报》主编，1955年批“丁陈反党集团”、1957年批丁玲右派，张光年都是骨干。多年来，丁玲与张光年之间心存芥蒂。1981年，丁、张关系有所缓和，张光年曾主动拜访丁老，但两人因对作协内部人员安排刊发的不同，逐渐离心。丁玲不满张光年欲“剔除”作协内部老作家的看法，认为此举不得人心。
第二节以“编辑观”引领“创作观”——《中国》的编辑思想
《中国》刊物的异彩纷呈离不开编辑的努力，编辑是作家作品的第一位读者与批评者，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中介，是判断作家与作品在群众中会起到何种影响，又会传递何种价值观的一批人。《中国》1985年的编辑团队可以分为“固守”传统派和“锐意”求新派，前者包括魏巍、刘绍棠、舒群、雷加；后者显而易见包括丁玲、牛汉、冯夏熊等。1984年8月21日《中国文学》第一次会议上，丁玲和陈明提出了编委会名单，艾青、孙犁、骆宾基纷纷回信婉拒编委一职，经调整和协商为保持刊物稳健持重并以“老作家”编委与创作为特色的面貌，最后敲定主编为丁玲、舒群，副主编为魏巍、雷加、牛汉、刘绍棠六人，编委成员则由陕西的杜鹏程、贾平凹；山西的西戎、广东的秦牧等十五人组成。
作为主编，丁玲有着丰富的办刊经验。她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创编刊物，先后创办同人刊物《人间》《红黑》，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解放日报》文艺副刊，20世纪50年代主编机关刊物《文艺报》《人民文学》，20世纪80年代主编中国作协刊物《中国》。“启蒙”和“革命”是贯穿丁玲编辑生涯的两个重要主题。
第二章固守与求新——《中国》的小说
第一节革命叙事的变奏
1980年代中期，《中国》不断探寻革命叙事中的“力”。他们将目光聚焦于“革命”本身，在凝固的“革命”与1980年代“现代化”的矛盾中，逐渐打开了新的探索空间，谱成了1930年代以来的革命叙事的变奏曲。这些作品以一种特殊方式，使历史叙述和革命想象相互融合、渗透，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正如我们所知，“老作家”刊物曾经是《中国》期刊的定位，革命话语是这批老作家生命体验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因而，重拾“革命”话语，既是老一代作家的“债务”，也是他们在1980年代创作的契机。在《中国》场域中，他们对于“革命”叙事小说的推崇，不仅体现在自身的创作中，更表现在对于同类题材写作青年作家的支持上。发表于《中国》关于革命叙事的作品，不仅是从1980年代意识形态获取资源的，也是从延安时代的文艺实践中获得资源的。它们回归了五四新文学为代表的启蒙文化传统以及抗战以来的战争文化传统。
首先，《中国》革命叙事体现在以革命事业无限推崇为主题的创作中，如舒群《黄河女》（1985.06）路翎《拌粪》（1985.02）庄启东《绝食》（1985.02）刘淮《蒙古女八路乌兰》（1986.04）等。刘淮《蒙古女八路乌兰》这部小说，刻画了传奇式女英雄乌兰的形象。乌兰对内，向民众宣传土改政策，将土改风暴吹入了偏远且封建思想浓厚的西藏地区，对外乌兰驰骋在东北、华北的战场上，身先士卒、屡战奇功，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持为人民服务，为共产党服务。《绝食》中庄启东也塑造出一群青涩热血的革命者形象。这些革命者身上所体现出的革命精神让读者震撼动容。小说讲述的是大革命时期的华方、张友三和其他共产党员集体绝食，誓与反动派的统治作斗争，他们以坚定的意志和信仰做支撑，最终大获全胜的故事。如果说，刘淮与庄启东刻画的是1920年代以来的革命英雄形象的话，那么舒群《黄河女》（1985.06）中刻画的是新时期英雄“黄河女”的形象。《黄河女》一文歌颂了党以及领袖毛泽东同志，文章将“革命”化作背景，刻画出了曾经与毛泽东共事的“黄河女”形象，她既有浪漫主义的气质，也有丰满复杂的性格。虽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她罹患苦难，但是不从、不依、不齿、不苟。新时期，“黄河女”以赤子之心重新投入到医学科学研究中。作者将“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在文中呈现了出来，表现了知识分子所失与所得混合交融的复杂之情。
第二节反思的深化
《中国》刊物对历史的反思不仅停留于对革命文学的拾忆，它还在改革题材、农村题材、人与自然题材中体现出了对当下社会、政治的反思。换言之，《中国》场域刊登的革命叙事小说着重清理的是不符合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那一面，改革题材、人与自然题材、农村题材则更多地将目光放置在当下，清理的是1980年代中期在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巨变给人们精神带来的焦虑与断裂。
一、塑造与思考“社会主义新人”——以《中国》改革文学为例。
1980年代的文学潮流，在反复思考了诸种社会问题后，便开始传唤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英雄形象的出现。作家们逐渐认识到，要解决社会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发展经济、生产力。因此，对英雄的呼唤这一心理定势在艺术中逐渐显露了出来。与主流思潮不一致的点在于，《中国》改革题材小说塑造了悲壮的英雄式改革人物，这些人物渗透进了社会每一角落的敏感触点中，从生产队改革到国有农场改革，从城市企业改革到科学研究改革，传唤出的是一批洋溢着悲痛的改革气息的“改革题材”的作品。这一类作品有汪曾祺《故乡水》（1985.02）雷加《七个……和一个》（1985.03）刘家祥《破釜沉舟》（1985.02）王金年《党委书记》（1985.01）孟久成《从门到窗是十步》（1985.06）成毓真《梦……》（1986.02）临青的《雪焰》（1985.03）等。如果说《中国》刊登“农村题材”是为了从传统中寻找稳定的文化表述空间，那么《中国》刊登“改革题材”的作品，是为了从现实中传唤出一批能促进改革进程的英雄形象。
第三章 远眺与返照——《中国》的诗歌 ............................ 46
第一节 主旋律的探索——以政治抒情诗为例 ............................. 47
第二节 潮流之内的新诗探索——以“九叶派”“七月派”为例 .......... 50
第三节 潮流之外的边缘求索——《中国》“朦胧诗”的研究 .......... 55
第四节 引领潮流的努力——《中国》“新生代”诗歌的研究 .......... 59
第四章 内转与外突——《中国》的文学批评 ............................ 65
第一节 从传统文论中汲取资源——现实主义批评的深化 ............. 65
第二节 从西方文化中吸取营养——现实主义批评的拓展 ............. 70
结语 ........................... 76
第四章内转与外突——《中国》的文学批评
第一节从传统文论中汲取资源——现实主义批评的深化
1980年代文学批评更加多元化，一是它开始从社会学范畴、心理学领域出找寻资源，比如从西方传入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存在主义等获取资源，充实自我。二是以各式批评方式进入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为语境，文学批评的概念得到了拓展与创新。从1980年代初期的“美学热”到1985年先锋批评的出现；由1980年代前期的“文化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