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作家中，海派作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选择评论界眼中的“海派”传人王安忆进行解读思考，不仅仅是因为其作为当代文坛长跑健将，几乎经历了当代每一个文学潮流，更是因为其特殊的身份与人生经历，她身上具备刘小枫所说的“四五一代”的代际意识。
第一章 散文中“不可知”的上海
第一节 地面视角：城市“迷宫”
一九五五年，一岁的王安忆跟随从部队转业的母亲茹志鹃，由南京到上海，入住于卢湾区（上海旧区名）淮海中路思南路口的弄堂，并在此度过了她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与青年时代。在了解作家的城市体验过程中，首先进入视野的即为城市的空间景观，王安忆在散文中所回忆的上海城市空间的数字化般的布局是“以坐标和数字编码组成，无论是多么矮小破陋的房屋都有编码，是严丝合缝的。上海是一个千位数，街道是百位数，弄堂是十位数，房屋是个位数，倘若是那种有着支弄的弄堂，便要再加上小数点了。”①上海城市的空间主体是以连排的房子所组成的弄堂构成，是独具上海特色的城市空间布局，阡陌纵横、交错相通的弄堂组成上海的街道。观察城市街道，从城市街道空间布局出发，雅各布斯在分析美国大城市的街道中认为街道的视觉设计需要具备有机协调，需要具备“曲径通幽”的感觉，需要提供视觉景致，避免“丑陋”的棋盘式街道格局。他认为“很多城市街道（不是所有）需要的是视觉遮断，即中断那些无止境延伸的景致，同时，给予人们这样一种提示，即这里的景致有一个范围，表现出一种整体感，通过这样的感觉，在视觉上加强和倡导街道的集中用途。我们一些城市的老区里街道不太规整，因此，可以经常采取这种方法。”②上海弄堂所组成的街道，由于其蜿蜒曲折而非棋盘式的布局使其直接获得了雅各布斯所言的视觉遮断，获得了“曲径通幽”的景致，是一种具备艺术特征的城市空间格局。但是这样的空间布局也有不利的一面，即“很难弄清楚这些街道的整体系统；人们很容易在这里迷路，很难做到在脑子里有一个东南西北的感觉。”③王安忆在散文中坦言，上海城市的空间布局对于她而言是“模糊”、“弄不清”的，她说：“许多路的纵横关系我弄不清。”“我至今也无法搞明白这些弄堂是如何交织一起，彼此间是什么关系。”④即便是生活了二十年的淮海中路的弄堂，她也难以画出准确的地图，她曾在回忆中说：“这条弄堂自我记事起，便拆除一面墙，与相邻的杂弄打通，杂弄又通向杂弄，我的小学校也分散间杂于这片纵横交错的弄堂内。我完全无法画出一幅准确的地图……”⑤通常意义上，人们对自己长时间居住的住所及周围的情景会表现出熟悉感，甚至能够在认知中绘制出一幅完整的地图，其所居住的环境及周围可谓是一个小范围的“可知”的社区，这其中包含的是个人对所居住范围的全知把握。而王安忆却并不能对自己居住的地方进行全知的把握，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她对自己的居住地的陌生感，她居住的弄堂于她而言倾向于“不可知”的社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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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空间在时间中流变的上海体验
城市空间是城市人在感知世界的重要参照，也是塑造城市人的经验的重要因素，前文已经论述王安忆的散文中，由上海弄堂所组成的城市地理空间与城市居民组成的社会空间为其带来“迷宫”般的城市印象。生活于城市空间中，此时“迷宫”般的城市空间已经不是容纳个体，供给个体体验人生具有母性胸怀的包容性物质，而是一种处于个体之外，对个体予以包围与碾压的异己性力量。尽管城市空间是由人所创造出来的，但在城市与人的关系中，尤其是上海城市与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的关系中，城市已经成为了压倒人的力量，城市空间已不在个人所掌控的能力范畴之内，而成为一种超越的存在。詹明信的空间理论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背景之下“空间范畴终于能够成功地超越个人的能力，使人体未能够在空间的布局中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们便无法以感官系统组织围绕我们周围的一切，也不能通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找到确定自己的位置。人的身体和他的周遭环境之间的惊人断裂，可以视为一种比喻、一种象征，它意味着我们当前思维能力是无所作为的。”①因此在这种城市空间力量的挤压下，王安忆所看到的空间景观“就像处在狂野的风暴中：凌乱，而且破碎，所有的点、线、面、块，都在骤然地进行解体和调整。”②王安忆所体验到的城市空间，是在不断地进行解体与调整中的，极具不稳定与不确定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所体验到的空间都是流动的，因为时间往往会摧毁城市空间的稳定性，使得城市空间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王安忆的散文中，她更倾向于将上海描写为变化的“迷宫”，空间在时间中流变是其重要的上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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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虚构”中“可知”的上海
第一节 鸟瞰视角与熟人社区
王安忆虚构的文学作品围绕上海城市的城市特点，书写城市景观，描述城市印象，表现城市居民生活与日常活动，上海这座城市已然成为其作品中人物活动的舞台与布景。城市文学将城市的物理与社会维度中的方方面面与文学文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文学中构建城市，将城市视为可阅读的文本。王安忆虚构的城市文学可以说是在文学中创造一个贴近“现实”的上海城市，通过对其文学作品的分析阐释，能够洞察出其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城市体验。前文已经提及，在王安忆的散文中她所观察的上海城市是以地面视角进行呈现的，地面视角是相对于鸟瞰视角而言的观察视角，地面视角不能够获得城市的全景地图，与之相对，鸟瞰视角则能够对城市进行整体的透视，在空间的维度获得对城市的整体把握。在王安忆虚构的文学作品中，叙述者总是以鸟瞰的视角观察上海城市空间。《长恨歌》的开篇：“站在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显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①这里叙述者以鸽子的视点鸟瞰城市，对上海城市空间做了整体的掌握。叙述者站在城市的至高点，居高临下，上海的弄堂世界尽收眼底：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但又是形变而神不变的，弄堂内是居住在上海这座城市中的居民的烟火气的生活。叙述者采取了大量的叙述语言对城市空间景观进行述说：弄堂景色，城市闺阁，街景行人等等，定格成了一幅上海城市的画面，使读者从整体上获得了对上海的城市印象，这种整体印象也是叙述者的上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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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变化中的不变：日常生活
前文已经探讨王安忆在虚构的城市文学中以鸟瞰的视角对城市空间进行整体的把握，从而获得空间维度上可知的城市体验。然而在艺术理论中空间与时间是并置的具有同一性，关注王安忆虚构作品中的时间问题，不难发现，叙述者不仅仅居高临下地掌握城市空间，还在时间的维度上充满掌控的欲望。《长恨歌》开篇，在介绍制高点鸟瞰的上海弄堂的景象之后，叙述者说：“上海的几点几线的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几十年。这东方巴黎的摧残，是以那暗作底铺陈开，一铺便是几十年。”①叙述者辗转叙事，从对上海弄堂的空间维度的描述转向上海历史的时间维度的叙述，“几十年”包含了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折射出叙述者在时间上的掌控。在小说作品中，空间与时间无疑是俱存的相互影响相互依托的两个维度。在王安忆的散文中，空间能够时间化，时间也能够以空间的形式呈现，空间是时间的容器，而时间又会摧毁空间的稳定性，因此散文中的城市体验是不断变化的。但在王安忆的虚构中，叙述者试图对空间与时间进行全知的把握，空间是具体客观的可知的存在，而时间则是小说讲述的过程。在王安忆虚构的小说中，读者能够读出叙述者对时间问题的敏感，每一段故事的发生都是在特定的时间背景之下进行的，故事中的时间往往是过去的时间，全然在叙述者的掌握之中。《长恨歌》中故事讲述开篇即“四十年的故事都是从去片厂这一天开始的。”②简短的话语直接揭露了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故事向前推进，到了王琦瑶竞选上海小姐的时间节点：“一九四六年的和平气象就像是千年万载的，传播着好消息，坏消息是为好消息作开场白的。”③读者便很容易想到一九四六年是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内战争进行中的时代背景，叙述者所言看似和平的时代气象之下却隐藏着历史的风云激荡，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上海小姐王琦瑶所依靠的李主任在战争中罹难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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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不可知”的上海与“可知”的上海背后.....................28
第一节 “不可知”的上海：“外来户”视角..........................28
第二节 “可知”的上海：现实主义.......................33
第三节 “外来户”与“上海人”的身份悖论................................36
结语............................40
第三章 “不可知”的上海与“可知”的上海背后
第一节 “不可知”的上海：“外来户”视角
王安忆散文中的上海是“不可知”的上海，是由地面视角观察到的城市“迷宫”，然而空间的意义并非仅仅是观察到的构造的结果，同时也是被赋予的，环境系统不仅仅是可视的空间景观，更是整个社会的产物。城市体验是个人对城市的感知过程，个体对于城市的感知与其相关的时间和空间的感受相联接，进而去感知非空间的内容，包括对于城市历史文化的感知，这样的感知过程依赖于个人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索斯克曾经说：“没有人是孤立隔绝地想到城市的。他对城市的想象通过了一个感觉之屏。这个感觉之屏来自他所继承的文化，并染上了个人经验的色彩。”①王安忆在散文中流露出的“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