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发现，饮食书写对于莫言来说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它不仅承载了莫言童年的苦难记忆，更重要的是，莫言通过生理、伦理、政治这三个维度将饮食作为他勘探人性和社会的窗口：他借助饮食这一基本的日常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反思批判了一些不健康的社会弊端，透视人性的阴暗和文化的病症。正如德国学者马丁·瓦尔泽对莫言的评价：“他的小说有一种紧迫感和厚重感，无法用寥寥数语来描述。”①
第一章 饮食：被异化的生理行为
第一节 饥饿导致的生理异化
饥饿作为一种强烈的生理感受，是特殊时期人们普遍经受过的，当这种苦难发挥到极致时，便会使人的身体表现出某种异常。莫言关注到饥饿造成的人的生理异化，尤其是器官感官的异化和行为情绪的异常，这些异常来源于生理上的过度匮乏的和其他生理器官的补偿作用，但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人在匮乏环境下强烈的生命欲望。
一、器官感官的异化
物质匮乏时期，人的消化器官被异化，本来不是食物的东西，都可能转化成食物，由此，人的“食谱”开始变得多样怪异，人的身体机能也随着食物的变异而发生变异。这种不加选择的进食更加说明了人对生存的渴望和执着。
比如《铁孩》中的“铁孩”嗜食“铁筋”，《食草家族》中的家族成员嗜食“青草”，长篇小说《蛙》里的孩子们则津津有味地吃着“煤块”……在莫言的中篇小说《牛》里，又写到了一种特殊的食品：牛蛋。围绕着牛蛋，村支书、老杜和少年罗汉之间，产生了各种奇特的明争暗斗。在《牛》里，麻婶做的韭菜炒牛蛋成为众人竞相争食的“美味”。这时期的人们不管牛蛋臊不臊，只是渴求牛蛋带给人的饱腹感觉。自然，“韭菜炒牛蛋”这种美味佳肴，也是当时那个特定的物质匮乏时期的产物，这种“美味佳肴”是人们首要的追求目标。为了吃到炒牛蛋，少年罗汉甚至顾不上村长交给他看管的那几头牛的死活，而悄悄地去把麻婶给他留出的那碗炒牛蛋偷出来，囫囵吞枣地吞掉；为了吃到炒牛蛋，老杜则任由村长攻击他那可怜的自尊心。由此可见，当“吃”变成一件奢侈的事情的时候，“吃什么”已经不是人们最关心的了，能不能吃的到才是最为重要的。在《蛙》里，莫言写了还没饿死的、但已经接近死亡边缘的人们，开始吃榆树叶子、吃树皮、吃昆虫、吃地衣苔藓，吃任何能够饱腹的东西。在学校的孩子们，忽然发现煤块美味可口，竟像吃饼干一样大嚼起来。甚至连大人们也都失去了理智，他们用各种方法吃观音土，尽管知道观音土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竟也无动于衷。可见，在饥饿面前，理智似乎变得多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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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盛宴中的生理异常表现
过度饥饿会影响一个人的心志，而产生异于寻常的表现。但物质极大丰富时，同样会呈现出一种异化状态——过度进食。当人们脑满肥肠时，对食物的需求已经不仅限于生存的需要而更多是为了满足贪婪的欲望，然而被食物控制，过度贪婪，就会有迷失自我的危险。当莫言在把饥饿的生理感受推到了极致以后，他也把“暴饮暴食”的感官活动描写推向最高的境界。
一、“口腔”和“肛门”的功能异化
莫言描写了一个极度饥饿的世界，同时也描写了一个大吃大喝的“国度”：“在他们豪饮的过程中，一道道热气腾腾、色彩鲜艳的大菜车轮一般端上来，……他恍惚记得吃过巴掌大的红螃蟹、挂着红油，像擀面杖那般粗的大对虾，浮在绿色芹叶汤里的青盖大鳖……”②这是《酒国》中的一段描写，就在这“一连串”美食的轮番攻势下，丁钩儿逐渐吃喝过度、丧失理智，酒醉后的他不再是一名清醒的特级侦察员，而异化成一个普通的酒鬼，一个废物了。就在他失去了理智的同时，酒店的服务员小姐又端上来一盘独特的菜肴：在一只镀金的大圆盘里，端坐着一个男婴，他周身挂满了油且散发着异常的香气。丁钩儿刚开始还保持着坚定的立场没有与众人共食“婴孩”，可是，在他吃喝过多且被灌得灵魂出窍以后，在众人的劝说之下他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到了品尝这盘“婴孩”大餐的队伍中了，“他扎起一片胳膊，闭闭眼，塞到嘴里。哇，我的天。舌头上的味蕾齐声欢呼，腮上的咬肌欢呼不止，喉咙里伸出一只小手，把那片东西抢走了。”①看来，这盘“婴儿肉”果然是不负众望，任何品尝过它的人都会被其独特的味道所倾倒，更何况是丁钩儿呢？丁钩儿此次来到酒国市，担负着上级派下来的重要使命，是要调查清楚酒国市内部以腐败官员为首的倒卖婴儿、宰杀婴儿的罪行。然而，吃喝过度的丁钩儿显然已经忘记自己的使命了，他逐渐失去了立场，就连他的精神也被异化了，彻底迷失在丰盛到极点的盛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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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饮食：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中反思
第一节 饮食中的人际生存伦理
饮食它不光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它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人要吃食、要生存，就势必要与他人和社会建立某种必要的联系，自然也就少不了伦理道德的维系和支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该是和谐美好的，可是异化的伦理环境却使得个体与群体关系在面对饮食时发生异化。就个体而言，社会生存的巨大压力逐渐将人的理性意识消磨淡化，人的动物性本能占据主体并强烈的支配着自我的伦理意识，使得个体的尊严和理性濒于崩溃；就人际关系而言，异化的社会环境将人体内的“兽性因子”激发出来，让本该平衡的人际天平呈现出失衡状态，这就使得个体的生存实际变得愈发艰难。
一、生存伦理——命重于理
“生存伦理”主要是人们基于生存需要与其他人或事物建立起来的伦理秩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伦理道德意识和行为规范。包括生存与主体生命的尊严、生存与主体的独立与自由、生存需要控制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生存与求生方式等方面。”
在多灾多难、物质匮乏的伦理环境下，“吃”变成了一件奢侈的追求。人们为了吃做出的伦理选择常常与正统的伦理道德规范相违背。这种生存伦理观的形成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中国人的“口腔化”人格表现为“只要‘有一口’饭吃，即使没有基本的民主权利，甚至受到外国人统治，都无所谓。”②这种生存伦理观呈现出“命重于理”的特点。
莫言作品中的人物个体在战乱频发、食不果腹的生存环境的压迫下，不顾伦理道德的禁忌，他们为了吃通常会做出有失理智和尊严的伦理选择。饥饿诱发的伦理道德冲突颠覆了人们对“吃”的传统认知，吃不再是为了追求味蕾上的刺激和享受，而只是被作为一种消除饥饿感的机械运动。饿怕了的人们为了能在这样的环境下获得生存的一线生机，甚至不惜将个体的理性和尊严弃之不顾，就这样，维护生命价值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土崩瓦解了。人体内的兽性因子最终战胜理性因子，驱使着主体回到最原始的生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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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饮食中的性别家庭伦理
两性与家庭，这两个相对分离而又无法真正剥离开来的研究客体成为莫言写作绕不开的话题。两性关系与家庭关系也因为各自的社会属性而无法逃离伦理道德的规范和维持。就两性发展的历史而言，女性是一直处于男性权威之下的“第二性”，她们承受着男性权威的鄙视以及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而莫言却在饮食书写中凸显女性的生存价值，他崇拜女性、赞美女性以此鼓舞男性重拾“根性”和价值尊严；家庭伦理关系一般来说都是其乐融融的，可是莫言却发现异化的伦理环境下家庭伦理关系的扭曲和疏离。这些异于正常伦理规范的书写，反映出莫言自身独特的伦理价值观念以及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知和对正常伦理秩序的呼唤与渴求。
一、性别伦理——“女性崇拜”与“根性呼唤”
性别伦理是各国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母系氏族解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社会上对于性别的认知变成男强女弱，男性在社会上处于权威地位，女性则处于受奴役、受压迫的被动处境。长久以来，这种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关系在各个国家中均未得到改变，其目的在于维护男性的权威统治，而女性受制于这种不正常的文化传统的约束则沦为社会上边缘的他者。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女权思想的大量涌入与传播，女性的主体意识逐渐被唤醒，并勇于挑战男性的权威地位，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当今社会性别伦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性别和谐，即“在承认和尊重性别自然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人格互尊、困境互助的和谐两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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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饮食：微观政治视域中的反思 .................................. 42
第一节 饮食中的等级秩序与权力关系..........................43
一、乡村饮食中的权力关系.............................43
二、城市饮食中的权力关系...........................46
第三章 饮食：微观政治视域中的反思
第一节 饮食中的等级秩序与权力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农业的发展，所谓“民以食为天”就一语道出了饮食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政治之间的基本关系。古往今来的统治者都将解决“饮食”问题作为稳固统治的根本举措和最高目标，食与政治紧密相关，所以说，“食”的确是中国政治的枢纽。①然而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封建社会不平等的等级秩序的影响下，老百姓并不是都有饭吃，受社会上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关系的影响，这种最基本的饮食行为不断遭到异化和扭曲，也使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界限更加明显。
一、乡村饮食中的权力关系
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饥饿贫穷的饮食国度，在这里，通过对“吃”的考察，莫言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当代乡村社会里权力构成的秘密。他发现在这样一个贫穷的乡村社会里，是不存在什么饮食仪式感的，但吃什么，怎么吃，吃多少，都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特别是对粮食的掌控和分配，在乡村的权力秩序中形成了一种严格的等级。
在这片充斥着天灾人祸的苦难之地上，高密东北乡人长期饱受战乱和饥荒之苦，还要频繁遭受洪水和蝗虫之灾，这种种灾难都将苦难的乡村百姓逼迫到了生死无依的境地，因而，“吃”成了所有人追求的最高目标。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