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论文较为详细、系统地阐述了潘耀明文学创作观与文学批评观的内涵、特点与独特性，尝试挖掘潘耀明的独特文化价值。然而，由于受到时间和局势、疫情等限制，很多资料无法收集，在写作过程中也遗漏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相关文献资料；加之潘耀明本人没有具体地阐述过个人的文学思想，所以论文的整体内容仍是总和性的概述，一些独特性的问题还没有深入挖掘，同时仍有非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地方，比如潘耀明的文学活动与杂志编辑过程对其文学创作与批评产生了哪些影响、如何给予潘耀明一个合理恰当的评价等。这些问题，可能需要进一步去解决了。
第一章 潘耀明的创作观
第一节 “疏而不离”的文学创作理念
潘耀明曾在接受访谈时表示，自己最喜欢的两位现代作家是鲁迅和沈从文，因二者“入世”与“出世”的态度是潘耀明所欣赏并竭力达到的1。虽然潘耀明没有详细解释“入世”与“出世”的具体涵义，但不难理解，“入世”是对世界的反应与关注，是“人”作为聚集性活动的生物的群体思考与理解，“出世”则强调“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对自我内心的探索与思考。这两种态度也正是潘耀明在其散文创作中所恪守的准则。
在“入世”和“出世”之间，潘耀明所推崇的是一种“疏而不离”的文学创作观。他既认为文学应该是表达社会的，是对社会和现实的内容作出反映的，但同时也一定要有作家的主体人格，即是作家个人对社会的思考与理解。文学不应该是曲高和寡，也不应是奉命遵从。作家应该有可以敏锐观察社会、民族的种种现象的观察能力，并将这些观察通过自身的理解上升为对问题的思索，最终成为可以反映人性的话题。文学是人学，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表达的应该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人性。作家也同样需要在作品中反映现实，表现社会。
但潘耀明并不否认人的阶级性与文学的阶级性。20 世纪 70 年代，潘耀明在《也谈文学的本质》一文中，强调了他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当时社会上有人重提梁实秋的文学的人性观点，潘耀明写文以驳斥。潘耀明对于文学只是给人以美感，陶冶人性，而且“创造出来以后，即不属于某一阶级”， 不然，就是“错误地把文学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梁实秋语）这个观点持批判否定态度。
潘耀明认为，文学必然存在阶级性。不同阶级的人们的思想感情是不可混为一谈的，这个观点鲁迅在 20 世纪 20 年代争论之时便已有论述。在阶级社会中，人必然会受所在阶级的影响，因此阶级性是必然存在的。以人性作为衡量文学的唯一尺度，认为文学就是表现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并以此否定文学的阶级性，这是毫无事实依据的。艺术和美是文学的目的，但并不是唯一目的，也并不能将艺术与文艺的目的等同起来，这其实“抹杀了文学的本质，借此否认文学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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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思想：文化价值观的传递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与“诗言志”相对应的，是“文以载道”。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将中国文学划分为“诗以言志”与“文以载道”的两种相对立的潮流，并将两者视为此消彼长的关系。这种说法从文学历史大的趋势来看，有其合理性，在当时的“五四”文学环境中也有其诉求。但是“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这两种潮流难以说得上是泾渭分明的关系，而是相互融合、并存于世。简单来说，首先，在中国古代，文体类别与当前的分类是不等同的。“文以载道”中的“文”多是指政论、史论、人物传记等应用型的文体，这与如今的散文概念是不同的。钱锺书就曾指出，古代文学没有“文学”这样一个整体概念，而是以“文”、“诗”、“词”等单一的门类。每类文体在表达上有其特殊的方式，并不冲突。而在游记、文论等古代文体中，虽以抒情为重，但不乏说理的成分。其次，“道”与作家的主体性息息相关，作家所传递的思想与情感本身应是作家自我的声音，而不是类八股的僵化与脱离现实，将文学与政治目的撕扯在一起。所以说，“文以载道”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这个文学观念的核心是将“道”置于文学之中，是文学有了更深厚的内涵。单纯地、片面地强调与追求抒情，反而会将散文拖入无病呻吟的怪圈中。
来到五四文学后，“人”的价值得以彰显，散文创作也走向作家主体思想的表达。不同作家在散文创作中，追求个人的表达，追求个性解放，表现对人、对生命的思考。因而这个时期的散文也有了更突出的个人特色。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散文，集体化的思想使散文的社会功能提高了，但是美学价值相对减少了。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开始回溯“写真实”，“五四”散文精神的复苏使作家重新开始书写个人、书写内心。而回归个性抒情就有一部分散文流于空洞的“无病呻吟”，缺少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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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潘耀明的文学批评观
第一节 文学批评的诉求与尺度
批评家通过自身的认知与理解，对作家的作品进行评价与分析。在某种环境中，文学批评决定了作家在文学史上的表现与作品的经典化问题。对于文学批评话语权的掌握，其实就是对文学创作乃至文学整体的方向的引导。这种制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的中国文坛是垄断性的、统治地位的。文学机构的上层组织决定了文坛的整体环境，许多作家很难发出个人的声音，作品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种影响对于香港而言，更是非常重要的。潘耀明自己就曾指出：“我中学时就看完了新文学作家的所有作品，对他们很感兴趣。但这些作家消失了近 20 年，市面上存在的都是旧资料，很多还不准确，有很多传言。所以我一直对他们很好奇。”1这种“好奇”在八十年代内地文坛解禁后终于可以开始逐步找到答案。因为潘耀明在中资背景的文学杂志《海洋文艺》担任编辑工作，可以接触到内地的诸多作家，同时，因为香港宽松的文化氛围，很多作家无需太多的顾虑。潘耀明从作家的身份转向文学批评领域的原动力，就是让这些作家可以发出真实的、充满感情的声音。
1 作家视角与以作家论为主的批评形式
潘耀明的文学评论基本上都是以作家论的形式呈现的。作家论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形式，当前学界一般都认为其发轫于茅盾。“他这一时期的批评(指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笔者注)前期与‘五四’时期‘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批评有精神上的贯通,却又更多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滋养,摸索形成了“作家论”的批评文体。”2。随后，这种文学批评文体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批评体式并广泛流行，形成了“作家论”热潮，是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批评研究的重要现象。茅盾、沈从文、胡风、钱杏邨、苏雪林等，都通过作家论的体式传递其文学批评思想。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作家论在 20 世纪 30 年代得以提出并迅速流行，与当时的左翼文学有着直接关系。对处于“革命文学”论证漩涡中心的作家们，批评家试图以自身的政治立场为依据进行整体的分析，以此“总结”作家，达到“定义”与“站队”的目的。随着 30 年代“革命文学”论争的逐渐平息，30 年代的“作家论”热潮也逐渐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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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潘耀明文学批评观的史学视野
潘耀明的文学批评，是有意将作家置于一个整体的视野中进行评述和分析的。潘耀明不期望通过某个或者某些作品来简单地定义一位作家，而尝试在一个全局观的、整体观的视野上，将一个作家的完整面貌呈现出来。所以，将作家与作品通过文学史这个洪流中，对于分析一位作家的整体形象、文学思想与创作历程是十分必要的。
处女作是潘耀明首先关注的一个关键。这对于了解和研究一个作家的文学历程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很多作家认为“不成熟”的作品，是对作家的文学思想的总结。潘耀明在对作家进行文学评论的时候，有意识的去求证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潘耀明试图深入探讨作家以何种动机开展文学创作，这种动机下所表现的文学是怎样的，以及对之后的文学道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例如，在八十年代之前，文学史与文学研究普遍认为，张天翼的第一篇小说是 1928 年发表于《奔流》的《三天半的梦》。但是，在八十年代初，经过资料的搜集整理、张天翼本人确认，证实了张天翼曾在少年时发表过二十余篇作品，“《三天半的梦》可以说是张天翼在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然而他的处女作却是 1922 年发表在《礼拜六》的《新诗》（短篇小说）。”1但是这些文章“大半是陈旧、幼稚的，有着鸳鸯蝴蝶派的影子”，甚至出现了反对进步、讽刺新文化的内容。这些文章与张天翼《三天半的梦》和之后的讽刺作品乃至后期的儿童文学作品的风格和内容是截然不同的。潘耀明在 1981 年拜访张天翼沈承宽夫妇时，了解到的这一信息，很快在 5 月就写好成文发表在香港期刊上，而沈承宽也在《新文学史料》1981 年第四期上发表了《关于张天翼的“初作”问题》。这些内容完善和丰富了张天翼的文学经历。在 80 年代初期，内地与香港就已经几乎同时获取了这样珍贵的文学史料，这对中国文学在港台与海外的传播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的。从此之后，受鲁迅的影响，张天翼才转变了创作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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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香港语境下潘耀明文学思想的意义与局限 ………………… 35
第一节 香港文学与文化地位的深入发展 …………………… 36
第二节 海外华文文学的开拓与积累 ……………………… 38
第三节 局限与缺憾 ………………………… 40
第三章 香港语境下潘耀明文学思想的意义与局限
第一节 香港文化与香港文学的高水平发展
香港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一直没有受到真正的重视。在潘耀明所处了 20 世纪 70 至80 年代，当时的中国刚刚走出政治斗争的阴影，想要尝试着更为广阔地展示中国形象与中华文化。但世界格局中，两极对立仍处于激烈的状态，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得中国文学很难“走出去”，香港抓住了这个难得机遇，成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之处。香港作为一个中心，推动中华文化和华文文学的发展，助力其进入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