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本论文从身体书写视角出发，探究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梳理身体书写的文学流变，力图以文本的解析展示儿童在社会文化中的生存状态，强调社会对儿童身体的尊重和解放。
第一章 儿童身体书写在启蒙主义思潮中的“发现”
第一节 被损害的儿童：对儿童身体聚焦的问题小说
长久以来，儿童在人类史上经常被视作“无知的小人”或“缩小的成人”。儿童，由于其生理和心理的原因无法摆脱成人而自为存在，所以在人类史上儿童被视为“成人的预备”而被迫处于一种“无言”状态。在五四问题小说中，儿童问题成为启蒙者关注的一个焦点。作家们将目光聚焦于儿童的身体诉求、生存环境、成长际遇等方面，忠实地揭示儿童生存的艰难和困顿，以求挖出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
一、被弃置的儿童身体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出“我的身体是世界的枢纽”,“我通过我的身体意识到世界”。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正是通过他们小小的身体来感知大千世界，用眼睛看周遭的美丽与丑恶，用鼻子嗅出花香与屎臭，用耳朵聆听赞美与指责，用小手触碰寒冷与灼热，用小脚感知土地与泥塘……儿童正是通过身体认知自我与他人，家庭和社会。所以，在儿童成长过程中，身体与客观世界间的互动和交流至关重要。叶圣陶的小说《阿菊》（又称《低能儿》）反映的正是儿童身体遭受成人社会弃置的问题，并对此发出了严正的控诉。
小说的主人公叫阿菊，出生在一个底层社会的家庭中。阿菊的父亲是给人家做零雇仆役的、母亲是搓草绳的。贫困原本无法一定剥夺人的快乐，但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却的确造成了麻木、冷漠、相互隔膜的恶果。阿菊，这个 8 岁大的孩子，一直生活在一个狭窄、昏暗、无言的世界里。对他而言，生活中只有残破的家具、充满尿骚味的空气、像机器一样工作的母亲和只伴他睡眠的酒鬼父亲……他从未感受过父爱、母爱，没有欢乐的童年，没有长辈的怜爱，没有任何与自然接触和社会交往的机会，除了一间破败的房子和门前的一段街道，他没有任何境遇。他像是一个被隔绝在人类世界里的“狼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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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被神化的儿童：美好理想在儿童身体上的投射
儿童不仅是一个历史性地被“发现”的概念，也是一个个具体鲜活的生命存在。他们娇小的身躯总是引人怜爱，伶俐的头脑经常迸发出童真童趣，无忧无虑的单纯生活更是羡煞成人。儿童因其混沌未开、质朴纯真少了很多成人的烦恼、忧愁，所以儿童经常被视为人间的精灵。儿童因其在血缘意义上是成人生命的延续，在现实意义上是未来社会的承继者，在文化意义上是靠近神的灵性存在而成为五四先觉者寄托精神的高地。因此，对于童年的回忆在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的映衬下显得温暖而有诗意。儿童身体的书写也在作家一次次的精神还乡中不断被美化和神化，呈现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一、作为人类精神原乡的童年
童年既是个体生命成长的起点，也是人类精神长河的诗性源头。刘晓东曾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童年之于成年，童心之于精神世界，便同于根之于大树。”①“童年是人生的根本。……童年是成人生命之树最核心处的那一圈圈年轮，……是成人生命的核心”，“童年资源是人的全部生活和整个文明大厦的根基”②。明代李贽在《童心说》中提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③。这里提到的“童心”所强调的正是一种对生活有温度的感知和发自内心的热爱与喜悦。在西方文化中，卢梭更看重童年的自身价值，他强调“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应当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④。华兹华斯也强调“成人要始终保持对儿童、对童心的虔敬”⑤。儿童身上所蕴含的质朴天性、原始野性、和谐人性使得他成为人类“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⑥，也使得童年成为人类的精神原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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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儿童身体书写在救亡运动中的文学想象
第一节 儿童身体的阶级归类
文学的阶级性，从未像二三十年代这样被作家所重视。郭沫若曾在《创造月刊》上宣告：“文艺是阶级的勇猛斗士之一员”②。钱杏邨也强调“文艺是有阶级性的，文艺是离不开时代的”③。“文艺无论是宣传煽动还是组织生活，均是一种手段，最终都要归结于一个目标：自觉地成为‘阶级的武器’。”④呼应于成人文学中思潮的转变，儿童文学的创作也开始采用阶级的眼光审视现实生活，五四时期以“启蒙”为核心的对儿童身体的整体想象和个体表现，逐步转化为以“阶级”为核心的对儿童身体的划分和规范。
一、阶级对立下儿童身体的形象谱系
从生物学意义上讲，人的身体是自然进化、选择的结果，承于祖上，受之于父母，没有等级差异。但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人的身体不可避免地承载了等级划分，“社会态身体约束了人们以何种方式领会和体验生理态身体”①。身体从而成为了“未完成的实体，要通过参与社会生活才能形成，并被烙上社会阶级的标记”②。儿童身体与成人身体一样，必然要受到社会生活的规约，在阶级对立的语境下，儿童文学对儿童身体的描摹显现出明显的类型化倾向，呈现出受虐的儿童身体、施虐的儿童身体、抗争的儿童身体等多种不同的形象谱系。至此，“我不再作为个体而存在，而是归属于某一阶级，它成了我与世界和社会相联系的方式。”
胡也频的《小人儿》讲诉的便是一个处于贫苦境遇中的受虐儿童。小人儿是妈妈的遗腹子，因为父亲赌博、酗酒，所以去世时不仅没有给母亲留下什么家产，反而留下了大量的赌债和酒账。母亲守寡八年，整天沉溺在懊恼、追悔、愁苦、忿恨中，生活贫苦、怨天尤人。母亲认为，小人儿是她的累赘。“她之所以守寡、所以穷，至于所以哭，凡是不幸的事情都是因为她。于是这个女孩子就非常容易地触她的怒，使她不快乐、生气，她觉得倘若这女儿死了，她的境遇也许会佳的，所以在她生气发恨的时候，她常常狠狠地这样骂：‘天没有眼！死千死万，单单不把你死去呀！’”④小人儿一直生活暴力侵袭的环境下，连隔壁的邻居“恶婆娘”也嘲笑她，“猴子似的，五岁也不像”⑤。在家里，小人儿总是脸上呆呆的，心儿悚悚的，畏畏缩缩，不敢声张的样子，唯恐触怒了母亲，遭遇咒骂或毒打。她年龄虽小，却不得不承担繁重的家务，生火做饭，耳边常充斥着母亲发出的“怨命、咒穷、间或怕人地哼出些凄惨的叹息”⑥；倘若米吃尽了，母亲便会在她的脸上“用手指头用力的捻”用以发泄；即是睡觉也不得安眠，“她必须遵从她妈的命令：睡到床尾，冷冷的，也像是一只受惊的小畜生，静静地蜷伏着，倘若不在意地转动身体，把不结实的古旧的铺板发起吱吱扎扎的响声，那么，给他妈知道了，便是毫无迟疑地蹴过来坚硬有力的脚，这就足使她的胸部，腰间，大腿，或脊背，受了伤似的痛楚到好久。”⑦贫穷，让母亲发疯、发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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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儿童身体确立在革命话语中
在文学创作中，身体书写在某种意义上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达方式。在救亡语境里，身体既是对抗的主体又是救赎的对象。身体不断从自身的肉身性中抽离出政治性与革命性，又在革命话语的建构中不断被革命理性拣选、规训和操控。所以说，“身体从来都不是纯物理、纯自然的事实，而是历史行程中的一种文化构造，在革命的过程中，身体一次次被革命理性重新编码，身体承载着革命的历史使命。”②审度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儿童文学作品，儿童身体一方面在宏大的革命叙事中生存、成长，一方面又在纯粹的革命价值判断下变形、重生，儿童身体在与革命意识的双向互动中，逐步确立了符合社会规范和革命需要的“自我”。
一、革命叙事中儿童的成长模式
顾广梅谈及对“成长”的理解时说到，“对个体的人来说，‘成长’不仅是一个生物学概念，也是文化人类学不可缺少的构素之一。从生物学的视野看，个体的人经历着从萌芽（童年期）、勃发（青春-青年期）、成熟（中年期）直至衰老（老年期）这一外在生命成长过程；从文化人类学的方向看，正是伴随着这个不断获得生命外在物质性的成长过程，个体的人开始了不断开发生命潜能、习得文化理性、最终获得自我主体性的内在精神成长和心理成长过程。由是，人的成长既是一种外在性成长，又是一种内在性成长。”③由此，在革命话语下，儿童身体的成长既包含在日常生活中儿童躯体的不断成熟，又包含在革命风雨的洗礼下儿童斗争经验的日渐丰富和革命信仰的日趋成熟，儿童在革命叙事中渐渐从社会的自然人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回顾 30、40 年代儿童文学作品中儿童的成长史，大致可以看出两条轨辙鲜明的成长路迹。
复仇，是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在复仇书写中，人物通过与敌人和自我的肉体、心灵搏杀而完成自身的成长，通过对复仇的思辨（如《哈姆莱特》）和具体的复仇行动（如《铸剑》)而完成自我的主体性建构。“复仇”成为结构小说的根源，不断推进着情节的发展，催化人物的成长。在革命语境下，复仇的内涵经过革命话语的洗涤，不仅是个人的快意恩仇，更是一种与现代“阶级伦理”相结合的革命动机和革命动力。因此，儿童小说中“复仇”型成长模式中所指涉的“仇”，并不局限于个人的恩怨情仇，而是拓展到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国仇、阶级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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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儿童身体书写在集体主义中的形象统合.................................75
第一节 “新儿童”的身体打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