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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社会对于低龄未成年人危害行为案件的愤懑，不仅是因为行为手段的残忍，更是因为缺乏相关完善的制度去规制。低龄未成年危害行为的整治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下调论缺乏实证数据与法律依据，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对待低龄未成年人危害行为，不能赋予“以牙还牙”的报复思想，若一味扩张刑法的负面效果，最终会适得其反。因此将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下调不是长久之计。
维持现有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并不意味着纵容危害行为的发生。刑法是保护社会关系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整个国家强制方法中最严厉的一种，因此，打击危害行为的同时也伴随着剥夺自由，“贴标签”等负面效果。低龄危害行为人属于特殊主体，心理发育尚未完全，应坚持宽容态度，尽量避免其遭受刑法负面效果带来的损害。将更多目光放到危害行为人的心理矫治工作中，以教育作为主要的矫治手段，矫治机构，家庭，学校等多方面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参与，引导低龄危害行为人认识错误，改邪归正，重新回归社会。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