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宗教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也是诸多文化现象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宗教政策相对宽松，越来越多的人板依天主教，尤其是乡G村天主教会的蓬勃发展，农民信徒的数量飞速墻长。
本选题正是着眼于此背景下选定的，在调查研究之前，研究者思考了如下问题中国乡G村地区的天主教会为何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迅速发展？中国乡G村地区的天主教会在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宗教生态？中国乡G村地区的天主教徒到底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乡G村地区的天主教会的传播特点、模式是怎样的？农民信徒自我认知以及板依天主教的动机何在、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中国乡G村地区的天主教会在乡土社会中发挥着哪些作用？
以上问题的探讨和思考，对于研究者来说很有意思，对了解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规律和国家宗教政策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跨文化传播己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热点课题，近些年来，一方面，天主教在中国不断寻求合适的传播策略，通过改变自身以适应不同的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的部分民众也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接纳了这种外来异质宗教文化。所以天主教与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在冲突中不断融合，相互“涵化”，彼此相互影响。目前来看，这种现象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的新的研究热点。
目前见到的关于天主教的研究文章，从宏观上来说，大多为天主教传播史的研究、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特点等。从微观上来说，也有很多集中于明清两代特定区域内特殊历史时期的个案研究或者天主教会存在的意义、天主教会中“家庭教会”与三自教会”的关系等，很少有文章对新时期下中国尤其是乡G村地区的天主教的传播模式、现状这一系列问题进行专门论述，且个案研究也仅仅限于再现调查内容，缺乏对宗教传播历史相对悠久、社会经济状况极具典型性的乡G村地区进行传播模式、传播现状的深入的综合调查研究。
社会学发展到现在己形成独特的研究方法，尤其近年来社会学者对田野调查法的运用颇多并日益成熟，注重实地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不同于以往只局限在文本记录和二手资料；该方法还重视个案的研究的作用与影响，通过个案的实证研究进而推广到对普遍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另外在宗教问题上，选择把宗教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把宗教视作社会文化的一个次级系统，更关注于探讨宗教与人类社会的内在关系及功能，揭示宗教传播现象背后的意义。这些研究理念与方法的进步，不仅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宗教的认识和理解，也使社会学拓宽了范围。
宗教文化只要传播，就离不开传播学。而在以往的宗教传播研究中，宗教人类学者、民族学者和社会学者一直是主力，传播学者对该领域的涉猎并不是很多。而传播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吸收着社会学、人类学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目前来看，随着传播学研究的细化、跨学科的研究融合趋势也日渐明显。而在宗教传播领域，从传播学视角进行的宗教传播现象的研究很少，但宗教作为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播过程与模式对于传播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不应被传播学所忽视。而本研究正是基于传播学视角，对宗教传播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也将是对这一欠缺的补充。
第一章G村概况及其天主教传播现状
据传，G村建于明永乐年间，刘氏先祖从山东昌邑县迁来，因地势高而命名，旧时当地历年水患，此处从未受灾，因有俗语云“淹了临清塔，淹不了高庄瓜”。G村位于QH县城以北，G村西头的国道和京九铁路线并列穿行，陆路和铁路交通运输非常便利；G村内分前后（南北）两条街道，都是柏油马路，向北接高速。家庭工副业多精梳山羊绒，借助着地理位置优势（溯临QH县城城区）和便利的交通条件（距火车站约六七里地，G村经济发展快速，已成为本县牛域、蛇域加工基地，G村内的很多农民都在城里买了楼房，轿车也是早就开到了家门口，称得上县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毫无疑问，这座符号式的教堂，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G村的文化象征，而一百五十年有余的外来文化与中国乡村传统文化的纵横交织、交融也许能在这座教堂内外、教友之间体现一二。
二、G村天主教传播概况及信徒角色分析
经过了解，建有天主教堂的G村不仅是县信徒最多、规模最大的点，还是该县有史以来第一个天主教传教点，就连本县第一个天主教徒也出在该G村。G村这样一个特殊的“天主教”村庄，受传双方的角色扮演也就很自然地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一）G村天主教传播史
人是一本活着的历史，听不同的人讲述以前的故事也许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并且可以多方相互印证，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就贴近或佐证或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性。研究者多次深入调研点利用随机的非结构式和有选择式的方法与G村的天主教徒进行沟通。为了能够得到有效的信息，研究者常以熟人介绍和表示对天主教有浓厚的兴趣这样的一个角色进入调研点，先后与该地信徒进行了十数次访谈，并数日“融入”这个群体，亲身实地参与观察了他们的生活、生产、礼拜弥撒等活动。
传者，即传播者，是指在传播活动中，借助特定媒介发布信息的人。人传播得以顺利进行的角度看，传者一般都具有一定的专业传播技能和一定的信息资源，这就好比一场成功的演讲需要其人高超的演讲技能和丰富的信息资源一样。难么，在G村，谁才有这两种能力将福音、将天主广而告之呢？不容置疑，神父当然算一个，“能说会道”且文化水平稍高、信息源广的“意见领袖”也算一个。
在G村天主教教义的传播过程中，神父——毋庸置疑，是拥有一定的信息资源和主动发布信息意愿的传播者。在乡G村社会的传教过程中，由于农民信徒媒介使用条件和媒介习惯的限制，神父往往通过自身固有的手段，比如语言、体势进行教义、福音的直接传播。此外，神父是天主教教义、经文、福音的名副其实的专职传播者，他们通常文化水平稍高，接受过专门的学习，且有坚定稳固的天主信仰，因而具备专业的传播技能，加之神父在教会组织里的“地位”和“特权”，神父在G村这个天主教堂口是备受尊崇的传播者，也是该堂口所有传播活动及其整个传播过程当中的“把关人”。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注重文化活动之间相对性的比较分析，这种方法始于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目的在于将我们的特殊研究对象与其他文化的视角进行对比分析。天主教在中国本属于异质文化，其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必然会面对当地主流文化的激烈阻挡，异质文化如何成功嫁接的中国本土、异质文化如何与本土文化实现无缝“咬合”，这也许是一个策略问题，文化融合、多元文化相互浸润等方式，我们都可以在天主教在中国上千年的传播过程中看到。
一、G村天主教传播特点研究................30
（一）“涵化”的宗教文化生态................30
（二）“擎受”前人的信仰................31
（三）日渐消逝的功利性初衷................32
（四）妇女和老人仍是“主力军”................32
第四章G村天主教信仰对乡土社会的影响................38
一、对农民信徒精神上的改变................38
二、乡G村公共秩序的“约束棒”................39
结语...................................42
第四章G村天主教信仰对乡土社会的影响
公共空间，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主要来自于尔根哈贝马斯。有的学者将该概念分解为物质的、可见的、有形空间与不可见的、无形的、社会与心理空间两部分。显而易见，中国民间G村天主教宗教文化的传播主要体现了无形的社会与心理的宗教文化空间的变迁。然而，由于外来异质宗教的跨文化传播，在与本土宗教文化“涵化”的过程中以及未来，必然会对原有的乡土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台湾作家齐邦媛在其著作中回忆，20世纪的许多北方乡G村，国民知识闭塞，在淳朴的美德后面常常是冷漠和愚昧。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们，心灵上刻满了弹痕。诚然，那时G村的信徒们的信仰生活已无实据可考，但从G村现今天主信徒的身上，确实能够看到该G村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精神层次上的不同之处。
宗教文化活动在农村，本身就具有丰富农民文娱精神生活、填补老年人寂寞空虚、传统文化转型等的作用。与天主的沟通和交流填充了农民们原本空虚的精神世界，天主教他们的“博爱”、“真善忍”……使他们的注意力也不再成天停留在一些小矛盾、不快乐的事情上，从而变得更加乐观、积极向上，与人之间的相处也变得更加宽容、和谐了。可以说，天主教会的生活给农民的精神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农闲时节的农村集体活动愈来愈少，传统的唱戏、说书等文娱活动也越来越少，而随着电视、网络等在农村的普及，新媒体也将农民“锁在”了相对封闭的空间内，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广了，但是农民精神层次的提高却被丰富的文娱节目绑架而没有显著的提高。另一方面，在文化生活和娱乐基础设施比较缺乏的中国乡村地区，打牌、打麻将、扯闲篇儿闲聊等一度几乎成了农民农闲时节或茶余饭后的主要娱乐方式。由此，农村社会也衍生出一些家庭矛盾和乡间邻里矛盾，如赌博造成的家庭不和睦、扯闲篇儿引起的邻里矛盾等不和谐状况，更主要的影响是致使农民无法形成合理、健康、文明的文娱生活习惯。这些由中国乡村地区的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和不积极健康的精神面貌，增添了乡村社会不和谐因素。
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