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的可持续性——基于公共风险视角的思考

08年四季度快速下行至7.1%，2009年三季度后回升至两位数，但2011年后总体逐季下滑，2012年下降至8%以下，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7%以下，之后连续18个季度保持在6.0%—7.0%之间，经济增速换挡回落，新常态特征明显。在中美经贸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经济2018—2022年年均增速进一步滑落至5.2%的水平。刘尚希（2022）提出，受疫情因素、西方主导的经济金融全球化正走向终结、以及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尚未明显缓解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形势最大的挑战是“不确定性”。展望未来，随着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人口抚养比上升为主要特征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在科技等关键要素未能出现革命性变化的前提下，全球及我国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将继续走低，这将显著制约中长期经济实际增速水平。“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降至5%—5.5%，明显低于“十二五”时期8.0%、“十三五”时期6.5%的水平。在当前科技水平下，到2035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可能降至4.2%，2050年进一步降低至2.4%左右的水平。

5公共风险治理：提升财政可持续性的路径方向

5.1坚定深化改革，打破“风险大锅饭”的制度性存在

将打破“风险大锅饭”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将改革作为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根本手段，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加快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步伐，通过制度创新弥补现行体制的内在缺陷，加强对各类风险的监测、披露及管理，切实降低公共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从源头上促进提高财政可持续性。第一，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风险责任。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门槛，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公共事业领域，从源头上降低财政风险。清晰界定政府与企业（市场）、政府与社会间的风险责任，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之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防止私人风险任意转化为财政风险。同时进一步增强政府应对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的能力和水平，减少政府不当干预，防止出现“处置风险的风险”。第二，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破除阻碍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第三，正确把握和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理性看待我国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深入推动能源革命，确保传统能源、新能源有序衔接、安全可靠。大力推进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防止简单层层分解。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第四，因地制宜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地方应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各行业领域标准规范与本地实际相结合，经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相关规划和标准衔接并进行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后，制定本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具体实施标准。加强民生相关政策评估。切实避免过高承诺、过度保障、急功近利、大包大揽，确保财力有保障、服务可持续。第五，在全社会培养和增强风险意识。只有重视风险，才能规避风险。应在各级政府部门加强公共风险意识的教育与宣传，使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公共风险意识，懂得公共风险的危害，增强防范化解公共风险的紧迫感和本领。政府制定政策，要坚持权衡风险为先，对风险进行排序，形成动态的“风险地图”，并据此拟定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