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会计论文，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各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和沪深A股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对各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捕捉政府环境治理重视度的典型特征，实证检验了政府环境治理重视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和研发人员投入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1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高投资、高能耗和高排放的粗放式增长，中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受到制约。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走绿色创新发展道路，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需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由此可见，中国将“绿色”和“创新”置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性原则之一，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开局之年，要在开局之年起好步，必须贯彻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为解决日趋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亟需协调经济发展空间和绿色发展需求，形成经济绿色发展体系。经济绿色发展的本质是绿色生产率的提高，而绿色生产率的提高更多地需要依靠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是在创新过程中引入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以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三重效益协调统一的一种新型技术创新，是提升企业创新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也是突破原有发展理念，使得环境资源与社会系统良性互动的必然选择。全面推动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成为促进后疫情时代绿色复苏、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环境资源的负外部性以及知识技术溢出的正外部性和不确定性（Hall & Helmers, 2013; Ley et al., 2016），该种双重外部性问题会引发市场失灵，此时单靠市场调节机制难以解决环境污染和绿色创新缺口问题，政府必须介入并进行干预。我国地方政府作为辖区内的权力中心，具有资源掌控权和规则制定权，是“全能型”政府，能发挥“有形之手”的干预作用，对企业资源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周黎安, 2018），是环境治理的关键主体（王印红和李萌竹, 2017）。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环保补贴、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激励型柔性政策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Stiglitz, 2015; 吴超鹏和唐菂, 2016），也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环保惩罚等惩罚型硬性政策约束企业进行绿色创新（Ford et al., 2014; 侯艳辉等, 2021），即政府可以同时采用“胡萝卜+大棒”的政策体系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1.2 研究方法与思路
1.2.1 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梳理文献是开展研究问题的先决条件，不仅能明晰现有研究状况，也能从中借鉴相应的理论和方法。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对政府环境治理的内涵、企业绿色创新的内涵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进行了分析、归纳和评述。并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总结了先前文献的研究贡献和研究局限，指出了当前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现状和方向，为本研究提供了文献依据。并进一步在已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创新，站在各地级市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这一视角上，首次检验了政府对环保的不同重视程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纳入研发人员投入这一因素检验了其对二者的调节作用。
（二）文本分析法
文本分析法是一种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它可以透过文本深入到文本背后所蕴含的内容，并捕捉政策制定者的知觉重点。政策文本中的文字使用频次反映了文字使用者对事务的重视程度与认知变化。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政府的重要文本，与政府公共事务决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文本资料中某些关键词的词频统计可以反映政策制定者的认知集中度。因此，可以通过抓取政府工作报告文本中的关键词，分析其在文本中的词频占比，以捕捉政策制定者对某公共事务的重视程度。本文运用Python工具对各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提取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环保相关词汇，将非结构化的表层文本数据转化为实证分析所需的深度可量化数据，为本文的实证检验提供数据基础。
2 内涵界定与文献综述
2.1 内涵梳理和界定
2.1.1 政府环境治理
政府环境治理，顾名思义，指政府对环境的治理。英国学者Stoker提出了“治理”的五个论点，治理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治理明确了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治理肯定了不同的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治理的能力不局限于政府的权力和指令。包国宪和郎玫（2009）对治理的内涵进行了概括，指出治理在宏观层面构建的是政府与其他主体相互联系的横向框架，在微观层面指的是政府内部行政权力如何运用的一种政治—行政过程。王浦劬（2014）提出了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府治理概念，指出政府治理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政府通过加强内部管理和改善组织结构全面准确地履行职责，从而使政府工作更科学化、民主化和高效化。第二，政府通过科学的宏观调控对经济和市场活动进行有效治理，从而更好地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第三，政府作为政府治理的关键主体，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格局下，对基本公共事务进行管理。
环境治理这一概念表明可持续发展是人类一切政治、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最高标准。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环境治理界定为对环境和自然资源进行管理和决策过程。Li和Wanxin（2006）指出，环境治理可以定义为政府、民间和国际机构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手段控制污染、保护环境的行为。环境问题具有较强的公共属性，仅靠市场调节机制可能会导致失灵，需要政府对其进行强制干预，因此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政府是环境治理的关键主体（唐任伍和李澄, 2014）。政府环境治理主要是指政府通过制定和执行科学合理的环境政策，在宏观层面布局环保执行和环保监督工作，并协调各方利益，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保护，加强各方沟通，促进环境合作（肖巍和钱箭星, 2003）。何为等（2015）表明，政府环境治理主要包括环境规制和环境激励等方面。陈诗一和陈科登（2018）指出，政府环境治理内涵丰富，既包括经济手段，如增加环保补助等，又包含法律手段，如制定环境保护法规等，甚至直接体现为行政命令。
2.2 文献梳理与评述
2.2.1 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梳理
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环境资源的负外部性以及知识技术溢出的正外部性和不确定性（Hall & Helmers, 2013; Ley et al., 2016）。一方面，环境资源利用者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往往更重视个人利益而非社会整体利益，会将资源使用成本和破坏成本转移给自然环境和社会公众等主体，从而带来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另一方面，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负担了大部分的绿色创新成本，但无法获得全部的绿色创新收益，技术的研发者无法独享技术收益而使他人产生“搭便车”行为，从而带来知识技术溢出的正外部性。该种“双重外部性”问题会削弱企业的绿色创新积极性，导致企业绿色创新的动力不足，为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尤为重要。通过梳理先前有关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文献，总体上可以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大类，外部因素大多集中在制度层面和市场层面，内部因素大多集中在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本部分将具体梳理国内外有关绿色创新的外部和内部驱动因素。
（一）外部因素
（1）制度层面
Porter和Linde（1995）提出“波特假说”，即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倒逼效应”，企业为顺应环境规制政策，会加强绿色创新，从而发现一些易被忽视的投资机会、增强自身竞争力、改善资源配置效率。随后国内外大量学者的研究结论也支持了波特假说，如Rennings（2000）指出实施绿色创新的组织难以获得全部甚至大部分创新带来的收益，仅靠市场调节机制难以弥补绿色创新缺口，因而需要政府进行环境规制来提升绿色创新的市场价值，并在2006年验证了环境规制和绿色产品创新之间存在正向关系。Cai等（2020）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直接环境规制对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直接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强烈而明显的激励作用。此后国内外学者还进一步发现不同类别的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也不同。其一，部分学者认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更有利于企业绿色创新。
3 理论基础与假设推导 ..................... 18
3.1 理论基础 ........................... 18
3.2 假设推导 ........................ 22
4 研究设计 ............................ 26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26
4.2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26
5 实证分析 ......................... 31
5.1 描述性统计 ......................... 31
5.2 相关性分析 ................................ 32
5 实证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先进行描述性统计，以从描述性统计中获得一些数据的基本信息。如表5-1所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Gpatent）数据的均值为 0.3213，表明在样本期间，我国绿色专利的申请数量整体上并不多，这与我国早期缺乏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相关政策的实情一致。政府环境治理重视度（Ggovernance）的均值为1.1021，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