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防范商誉减值问题的建议
5.1 企业角度
5.1.1 合理评估标的企业，控制并购溢价
在并购中形成商誉是很普遍的现象。商誉的大小取决于购买日合并方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和被购买方的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的差额。在并购事件发生时，主并方对标的企业的估值偏离真实水平的程度越大，就意味着并购溢价越高，相应地，确认的商誉数额也就越大。但是，确认的商誉过于高额就意味着企业在后续的经营中面临着更大的减值及减值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后果的可能性。商誉减值风险存在的原因在于并购时高额商誉的确认，而高额商誉确认的根本原因又在于并购时的高溢价。一般企业在并购中形成高溢价的原因是主并方在对标的企业进行估值时，或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无法获取全面的评价信息，或出于信号传递理论获取了片面而即时的信息，导致对标的企业的估值偏高。除了轻资产类的特殊行业溢价率普遍较高外，还有一些因素会导致高估值、高溢价并购，比如：主并方看好标的企业的发展前景且有能力把控宏观情况，期望通过此次并购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增加获利机会，提升自身在行业中的地位已获取更优质的资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环，提升公司的市值并增加股东权益。出于对上述情况的考虑，并购方往往低估其中的风险，愿意支付高价进行并购。但事实上，高溢价并购后若是业绩没有达到预期水平，当初形成的高额商誉就会为日后的经营埋下隐患，随时面临减值的可能。
由此提出，企业防范并购商誉减值风险的根本举措就是完善价值评估体系，提升对标的企业价值评估的质量，将并购溢价控制在合理水平。完善价值评估体系，首先就是要选择合理的估值方式。通过梳理过去的并购案例可见，并购方多将成本法、收益法及市场法作为价值评估的方式。这三种方法在评估企业价值时，适用范围有所区别。如果标的企业的无形资产占比很高，则不适合选用成本法，例如本文研究的影视文化行业，轻资产比重很高，成本法的使用就受到了限制。
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基于 2013 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鼓励资本流入影视文化产业的优惠政策，掀起了该行业投资并购热潮的背景，加之考虑到高溢价并购会对商誉的形成及后续计量产生巨大的影响，以及当前学术界对轻资产类公司并购行为的研究较为稀缺，本文将关注点放在影视文化公司高溢价并购下的商誉减值问题上。在梳理了国内外高溢价并购动因、商誉会计处理、商誉减值经济后果等相关文献、介绍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选择北京文化这一典型案例，深入探究其高溢价并购问题，并对其商誉减值及经济后果进行研究分析，旨在厘清高溢价并购与商誉减值间的内在影响机理等系列问题，为后续该行业企业并购、行业监管等提供建议。经过案例研究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高溢价并购是企业后续商誉减值的根本原因。并购方在后续经营中不慎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并购发生时，由于对标的企业未来业绩的期望值过高，抑或是对并购整合能力和协同效应产生的过度自信而形成了远远超出实际的高额溢价。高溢价的形成使商誉在后续减值的风险直线攀升，并购时的溢价越高，后续计提商誉减值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北京文化在对世纪伙伴和星河文化的并购过程中形成了高达 14.76 亿元的商誉，并且与两家公司都签订了未经谨慎分析与考量的业绩承诺。并购行为本身就会给主并方带来经营风险，并购完成后协同效应是否产生也是未知数，当被并购方在后续的业绩承诺期限内未能达到既定的业绩目标时，并购方就必须计提巨额的商誉减值，进而导致一系列经济后果的出现。总结来说，北京文化在并购初期未能对标的企业进行客观、谨慎地评估，使估值远远高于企业的真实价值，促使产生了高额的并购溢价。此外，在 2014 年起开启的一系列并购中，除对于世纪伙伴和星河文化的并购在初期产生了协同效应外，其余情况下未能对双方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协同效应没有显现，业绩情况相比于行业平均及其他主要竞争对手来说都显得差劲，这些因素都为后续商誉减值埋下隐患。
其次，企业计提商誉减值会给企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后果，短期内向资本市场传递不利信号，让中小投资者对企业失去信心，促使股价下跌；削弱主并企业的可持续经营能力；降低企业的价值，使利益相关各方权益受损等。通过对北京文化商誉减值后短期市场反应、长期财务绩效以及企业价值变化的分析来看，短期内，商誉减值后资本市场的反应表现为超额累积收益率（AR）在事件日后的两日内直线下跌，之后则是在市场平均收益率上下波动，但累积超额收益率（CAR）则持续下跌，远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说明商誉减值事件向市场中的中小投资者传递了负面信号，使其立即对主并企业失去信心，公司股票价格也受到了十分显著的负面影响，也由此降低了股价的收益，导致企业未来发展前景差。从商誉减值前后的绩效对比来看，北京文化在商誉减值后出现业绩“大变脸”现象，净利润断崖式下跌，与利润相关的各大指标的变化也表明盈利能力受到极大影响。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