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宗教论文，本文从惠洪《林间录》出发，深入和细致地研究了文本的禅学思想，还吸收和借鉴了前哲的相关研究成果，试图探索惠洪如何融会语言文字与“了心”，以至生命之觉解。惠洪创作《林间录》始于绍圣年间，成于崇宁年间，共历时十年，他本着佛陀觉解之教法，融合其个人亲历之事，在“轻教”与“慢教”的时代，思索禅宗、乃至整个佛教之发展。惠洪《林间录》的思想原则是“入就”和“出就”。“入就”体现在“就事”、“就理”和“理事俱藏”三个层面，所就之“事”既有文本所录的历代禅师之事，又有其亲历之事，所就之“理”一面是宗门参究之经教，一面是教家之“言教”，而“理事俱藏”是惠洪对理与事的融合，在“即理即事”的圆融无碍之间，达到“以言印心”。
第一章 觉范惠洪《林间录》的写作背景
第一节 宋代禅宗概况和禅宗言意观的嬗变
十世纪末，北宋政权建立，经历唐末五代战乱的社会得以休养生息，相对稳定的政治生态为文化发展提供契机，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之下，文人志士志气高涨，作为文化的重要方面，佛教及禅宗亦得以良好的发展空间。在此文风之下，庙堂参禅之风极为盛行，乃至有“理学性格加禅学性格，才是宋士人的全面性格”④之说。随着早期禅的口传、经典禅的语录的发展，九、十世纪宗门内“不立文字”的语言文字和禅的拉锯之式愈发激烈，但新的参禅方式已初具雏形，直至十一世纪，文字与禅的“分裂”有渐缓之式，文字禅逐步合法化，“以言见心”、“以文见道”等日益浮出水面，禅林中出现了大量的文字题材，文字禅的风行早已蓄势待发。
一、 宋代禅的发展概况
历来，时间的线性推进对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影响甚大，禅宗亦在历史的推进中发展。九世纪中叶，波及全国的“会昌法难”对佛教产生致命一击，诸多空前繁荣的宗派式微，然而宣称“教外别传”的禅宗受其余波较小，即蒋维乔的“遭唐武会昌之难，除禅宗外，诸宗殆皆废灭”①。“会昌法难”是唐武宗掀起的“排佛”运动，其中有武宗本人笃信道术的政治因素，但更在于国库拮据的经济因素，如唐武宗言：“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②此时禅宗得以发展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其一，禅宗大谈“不立文字”，“法难”造成的典籍散失未对其禅事产生较大影响；其二，禅宗有自给自足的生活传统，如石头希迁见供米的负米登山者，心有不忍，言“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语③；其三，此前的禅宗以山居为主，其多是远离朝堂风云，但也不乏受权贵保护者，如洞山良价与南平王钟传。五代十国时期的禅宗不再幸运，随着贵族阶级的没落，以及各王朝对佛教的限制政策亦波及宗门（华北禅宗式微）。五代的北方政权更迭，寺院管理松弛，这直接影响到国家赋税和兵役，公元 955年，柴荣禁佛，废除三千三百所寺院，“周世宗悉毁铜像铸钱”④。与“会昌法难”不同，周世宗灭佛以经济问题为主，并非佛道之争。两次法难虽致诸宗重击，但“既废之后随而愈兴，犹霜风之肃物也，亦暂时矣。”⑤其后，赵匡胤一统天下，佛教诸宗逐渐复苏。
.......................
第二节 觉范惠洪游学参禅
觉范惠洪是北宋文字禅的关键人物，他以文印心，著述颇多。《林间录》是惠洪早期的作品，文本的“美才妙思”与惠洪的文学素养和禅学造诣休戚相关。一方面，惠洪早年工于诗律，常以诗论时事，可谓有“美才”；另一方面，惠洪与禅门结缘，皈依佛门，了悟精义，可谓有“妙思”。《林间录》的成书时间不晚于大观元年（1107 年），其中多是惠洪游方之事。绍圣年间，惠洪学于真净克文，他得以参访禅门古刹，结交朝臣士人，“每与林间胜士抵掌清谈”①悉录成文。元符二年（1099），惠洪违反禅规，辞师出山，云游诸方，以文字记录其游历丛林的见闻。
一、 工于诗律，结缘禅门
觉范惠洪，原名德洪，字觉范，神宗熙宁四年（1071）生于筠州新昌县（今江西宜丰县），其俗姓有彭和喻两说。惠洪《寂音自序》言其为“喻氏之子”②，因此学界多以惠洪的俗姓为“喻”。惠洪《至抚州崇仁县寄彭思禹奉议兄四首》称彭思禹为其兄，彭以明《重开尊顶法论跋语》言其与惠洪是同宗的兄弟③，由此，学界又以惠洪的俗姓为“彭”。有关于此，日僧廓门贯彻言及“疑是幼年而为喻家养子与”④。不仅如此，惠洪的故里也有筠溪（距新昌百余里）和小斜川（新昌县西南二里）两种说法，据陈自力考证，惠洪过继至喻家，其故里，一是养父母的喻家，一是亲生父母的彭家，故而不同。
惠洪成长于宋代江西的文学氛围之中，他深受江西诗坛的影响，如其自言“我生少小秀不丛，题诗落笔先飞鸿”⑥。宋代的江西文坛勃勃生机，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更令江西诗坛欣欣向荣，为《林间录》作序的谢逸亦为《江西诗社宗派图》所列的 25 人之一。惠洪与江西诗派交往甚密，他与黄庭坚常有往来，以诗交友，如其《跋山谷云庵赞》言：“云庵住庐山时，山谷过焉，相与游鸾溪，坐大石上，擘窠留题其法喜之”⑦，“云庵”即真净克文，“山谷”即黄庭坚。诗中描述到黄庭坚前往庐山拜谒真净克文，惠洪此时参学于真净克文，因而得与黄庭坚相识。惠洪《跋山谷帖》的“山谷翰墨，风流不减”①毫不吝啬对黄庭坚的赞赏。在江西诗坛的直接影响下，惠洪有过人的赋诗才华，他在赠予邻居蔡儒效的诗中自言十三岁时所作的诗已能惊怯懦②，其赋诗的造诣为日后文字禅的实践打下基础，非得其“美才”，难以传其“妙思”。
觉范惠洪《林间录》禅学思想研究
..........................
第二章 觉范惠洪《林间录》之“入就”与“出就”
第一节 觉范惠洪《林间录》对禅林“不问义理”的批判
惠洪广参四方，亲历丛林之事，他对宗门“轻教”的现状有清醒的认识，《林间录》以宗门“入就”和“出就”的“验心”方式，深入禅林“不问义理”的问题。惠洪反对丛林学人不参经教、禁绝悟解，如其言“达观禅师尝窃笑禅者不问义理”①，这种“轻教”的行为造成了宗门“轻师”现象的出现，最终影响学人本身的修行。鉴于此状，他指出“言教”是依佛祖法式所说，是“见性”和“入道”的门径。因此，惠洪不仅赞赏宗门旨趣，还肯定“秘重大法”的重要性，从“重法”又论及重振宗门需要“重人”，他在《林间录》中“毫不吝啬”对古德老宿的赞美之言，并直言其以弘扬门风为己任，期待有志者“共建大业”。
一、 觉范惠洪《林间录》斥宗门轻视言教之举
马祖禅“即心即佛”旨在本自具足的“心”确实存在，这个“本心”就是佛，若无此“本心”，则无“佛”的存在。“即心即佛”衍生出来的“作用是性”是对“性觉”之用，其中的“轻教”为打破学人对言教的执着，进而彻底了悟“本心”。马祖禅试图让学人将此作为生活而非理论，是个人“触事而真”的“本分事”。小川隆认为，马祖禅即便到了宋代也是中国禅宗的基调，但是其影响过于广泛自然就难以避免世俗化的弊病②。这表现在马祖禅不拘泥静坐习禅功夫和着眼于日常生活的“纯任自然”被简约化，有些不务义理的后学将“轻教”等同于舍弃经典和义理，修行怠慢，此非马祖禅的本意。胡适也指出马祖不用语言文字接引学人的方法是对的、真的，那些模仿的后学中，有些只算是末流，是靠不住的。③其实，“轻教”下的文字和禅之间有着某种更为严肃的关联，这表现在对语言文字的了悟要契入“本心”的高度，悟解和实践“本心”要能坚定地应对一切事情。吕澂就认为禅家是透彻全体的，其生活并非放任，而是严肃、谨慎的，因此便有“直心”。④自达磨东来，其秉持的“唯传见性法”对中国禅“心宗”的形成有根本性的影响，经过几代祖师的努力，中国禅实现了对印度禅的变革，“直指心性”、“见其本心”的宗门旨趣与印度的“性寂”已大不相同，中国禅师更注重契入“自心”的禅机。
............................
第二节 觉范惠洪《林间录》“言心即佛”
《林间录》成书与惠洪的在禅学上的精进功夫紧密相关，其突出的贡献在于使“言教”在学理上的证明更加深邃。在面对禅门学人排斥文本语言的境况时，惠洪提出其言意观，这在《林间录》中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惠洪以“心”为宗，通过对“心”的阐述其“印心”的根据；第二，惠洪论述了如何在语言文字中参得禅意；第三，惠洪进一步指出，语言文字和心是相应的。由此，惠洪的语言文字和禅之间的有着更为严肃的关系，这在其禅学思想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 觉范惠洪《林间录》的“以心为宗”
“心”是佛教的重要术语，其梵文有“citta”和“hrid”。“citta”音译是“质多”，“质多心”有执取、思量之意，“心”又指“心王”，统一精神的主体，又因唯识宗的“心”指“阿赖耶识”，是产生诸法的根本，为“种子识”，故也名为“集起心”。“hrid”意译是“真实心”或“坚实心”，原本是中性词，指的是万物的本质及万法的真性，故也名为“如来藏心”。总的来说，在不同派别中，“心”有不同的称谓，但是“心”在佛法的发展中具有统一性，印顺在其《如来藏之研究》中就肯定了“心”的统一意义③。早期印度佛学的实践在于人生问题的解决，他们认为烦恼心造作种种“业”，这导致了人生之苦。同时，他们认为，若能弃绝烦恼，明白其与明净的本质不同，以期望解脱，达到“涅槃寂静”的境界，故被称为“性寂”。印度的“心性”随着各派系的发展而变化，但基本坚持着“心性”与烦恼不同的思想。中国佛学虽是受到“性寂”说的影响，但是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社会根源有异。起初，佛教的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依靠的是统治阶级，这要求佛教“肯定现实的一切（包括社会制度在内）之合理”①，无碍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对中国的“心性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佛教延续印度的“心性本净”思想，但又认为“心性”与烦恼本质上并无差异，是“如来藏心”上的“二门”，在烦恼上便可觉悟本来的“心性”，故被称为“性觉”。中国的“性觉”思想中包含着一种对现实世界的肯定。中国禅宗更是将这种“性觉”思想发挥的淋漓尽致，禅师们以“心”为宗，直接从当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