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职称论文，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形成了引领型政府的行为模式，其特征表现为：政府学习基础上的产业甄别、资源动员情境中的合作治理以及绩效导向下的政策激励。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战略性新兴产业蔚然兴起。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基于一个国家或区域新兴技术与产业的深度碰撞与结合而催生出的一系列产业，代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具有广阔市场前景和科技引导能力。[1]大数据产业是以互联网、物联网为数据源，开展数据收集、存储、运算与智能处理的信息服务业，属于典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2]2013年底，位于我国西南部的贵州省抢先布局大数据发展战略，在贵州省政府的统筹推进下，形成了大数据产业由点及线到面的集群式发展[3]，取得了显著成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 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报告》，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指数为 76，仅次于北京和广东，位列全国第三位。[4]贵州大数据产业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格局，走出了一条新型发展道路，也为其他地区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产业政策是现代社会缓和市场失灵、实现经济跨越式增长的重要措施。[5]大数据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离不开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支持。那么，地方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有着怎样的行为模式？地方政府又是如何协调各主体共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的？本文以 2014—2018 年间贵州大数据发展大事记为依据，采用行政年历的研究方法梳理贵州省在发展大数据产业过程中的工作内容，试图总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运作机制，阐释地方政府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行为模式。
二、文献综述
（一）产业政策的内涵与功能
现有研究大多认为产业政策就是政府根据经济发展要求对某些特定产业发展的规划、干预和引导所制定的政策。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的功能目前还存在着争论，有学者认为，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可以弥补市场失灵[6]；也有学者认为，产业政策是以政府之力替代市场机制，增加或重新协调资源配置[7]；还有学者关注于产业政策的信息发现与传递功能[8]等。以张维迎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支持者认为，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因而反对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9]；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新结构发展支持者认为，产业政策是必要的，需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重作用来促进产业的发展。
自 2009 年起，随着我国政府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出台一系列扶持性政策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问题开始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有学者主张通过设置条件匹配出需要扶持的方式来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外部性”和“协调外部性”的问题。[11]也有学者认为，必须考虑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二者可以享受同等的政策优惠，政府不可随意扶持或过度扶持。[12]还有学者认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针对不同的产业特征和市场需求，应当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在产业萌芽期制定激励政策，在产业成长期制定约束政策，而在产业成熟期就可以依靠市场进行自我调节。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角色和行为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和作用一直都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随着中国的市场转型，政府不再单纯地进行干预或者放任市场，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政府角色，如“地方法团主义”[14]“地方政府即厂商”[15]“市场行动者”[16]等。有学者认为，新兴产业由于成本问题存在“搭便车”的风险，将会抑制企业创新，政府干预有助于这种状况的改变。[17]政府要通过政策协调和控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外部环境，减少企业受到的外部性影响，增强企业创新动力。具体职能可以概括为引导、激励、服务和规范四个方面。
作为产业发展中除人才、资金、技术等之外又一重要影响因素，政府产业行为一直是一个重点研究领域，对地方政府产业行为的研究也是更深一步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风向标。赵静等认为，政府的行为逻辑会受到层级化的决策方式、非正式的隐性利益、国有产权的比重和多寡的影响和限制。[19]胡春艳总结了我国省级地方政府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为的规律：地方政府根据国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位和本地的资源要素禀赋，选择能够带动本地经济发展、具有高成长潜力的特定产业，再采取具体的行为措施来推动产业发展。
三、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一）理论视角
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一般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物，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映射到发达国家的结构中来分析。比如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就应该跟发达国家一样发展先进的现代化大工业，并主张进口替代战略。新自由主义则将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归于错误的价格政策和过多的政府干预，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这些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适用于阐释发达国家的成功，却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其原因是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和扭曲的内生性。[24]因此，在反思发展经济学的基础上，林毅夫提出了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需要依靠有效的市场来形成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以诱导企业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从而形成竞争优势，也需要有为的政府来解决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一个国家只有同时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才能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的增长。
新结构经济学还认为，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多么糟糕，企业都有追求利润的动机，只要政府能够采取务实的政策，利用可动员的有限资源和施政能力，设立工业园或经济特区，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局部有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以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那么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将微观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踏上快速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结构转型和动态增长之路。[26]1其核心观点有：第一，特定经济体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本等在内的要素禀赋结构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而变动，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也会跟随经济发展阶段一起发生变动。第二，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基本上都可以表现为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后工业经济的转变，发展中国家应结合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行产业升级和改善基础设施状况，并不需要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目标。第三，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任意阶段，市场都是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的基础，而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和制度设计提供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补偿外部性等作用。
四、“引领型政府”：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政府行为模式分析
根据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发挥作用。有为政府必须因势利导发挥引领作用，通过扶持手段激励市场完成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与传统产业不同，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数据发展需要有利于获取技术、知识和信息的创新环境。作为产业规划者和引领者的地方政府需要与其他行为主体保持密切联系，构建一个产业关系网络，形成合作治理体系，为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提升其竞争力提供政策引导和支持。本文认为，贵州省政府在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中呈现出了“引领型政府”模式，其主要特征包括：
（一）政府学习基础上的产业甄别
1.弯道取直：识别发展机遇
作为一种新的战略资源和信息技术，大数据被视为继云计算、物联网之后 IT 产业又一次颠覆性的技术变革。[30]5-18《华尔街日报》将大数据时代、智能化生产和无线网络革命称为引领未来的三大技术革命。大数据正在成为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国家竞争的前沿以及产业竞争力和商业创新的源泉。2013 年开始，随着全球新一代信息产业的加速变革，大数据市场活动越发频繁，国内市场需求爆发，大数据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大数据产业蕴含着巨大的潜在价值，未来将广泛应用到政务、工业、金融、农业、交通、医疗等各行各业，形成一系列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进步。
相较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而言，地处西南的贵州省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落后地区，其发展经济的任务更为繁重和艰巨，同时又面临着保护脆弱生态环境的资源条件约束。面对经济总量小、贫困程度深的省情，如何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是新时期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2014 年 7 月 21 日，《贵州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由省委改革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撰写的《大数据产业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文章强调，发展大数据产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要求的具体体现，是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实现科学发展、后发赶超、同步小康的重要路径.
（二）资源动员情境中的合作治理
1.政企合作强化市场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关系。需要依靠有效的市场来形成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以诱导企业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也需要有为的政府来解决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贵州省一直以来的支柱性产业是资源密集型的能源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为滞后，规模小且基础薄弱，缺乏大型的行业龙头企业做支撑。因此，政府广泛谋求企业合作，动员省内外资源，保证贵州省大数据产业能够参与市场良性互动，产生良好的的经济效益。2014—2018 年，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大事记有近百件有关政企合作的工作（见表 1）。
2.政媒合作增强品牌效应
产业发展需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强大的舆论氛围。新闻宣传是推动大数据产业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增强社会认知度和实现“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途径。贵州省政府借助不同的媒体平台向海内外展示贵州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