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论
使用“轮组式”动力学模型，分析大数据赋能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推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程的现实案例，可以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
（一）大数据赋能疫情防控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的结果
大数据应用并非以政府或企业为单一动力源。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正是在这一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的催化下，大数据成为重要的新型国家资产，在政府引导的市场化机制作用下，形成了“国资央企小核心 + 广大民营中小企业大协作”“云 + 端”新模式，将科技战疫融入社会综合治理和服务民生中，保证管理对信息的吸纳效果得以持续优化。
（二）大数据赋能需经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的深度融合方可见成效
专业化技术研发需要与现实管理需求相适配，而管理者也须了解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动态与内在规律，及时出台符合技术发展趋势的政策，为技术创新指明方向。双方在深度融合中，形成了一个包含多种资源和技术机制的治理体系。上海市充分利用健康云平台的数据集成优势，连接公众、社区、医疗机构、管理部门，构建出城市公共卫生日常健康管理和应急防控协同处置的管理云生态体系，大数据技术很快被应用在风险溯源、发展研判、防控救治、资源调配、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形成健康通行、智能筛查、快速接种、多级联动、立体管理的互联网 + 智慧疫情主动防控的风险治理体系，推动传统行政管理向数字驱动下精准施策转变。
（三）大数据赋能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仍存在客观挑战
作为一种辅助工具，大数据技术在推动我国制度效能更好、更快地转化为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效能的同时，也遭遇着以下现实挑战：
一是行政体系存在信息壁垒。政府各部门使用的信息化系统管理技法、数据来源和信息报送制度并不相同，数据拥有主体分散，部门沟通不畅，难以对接准确，降低了应用结果的时效性和精准度。特别是街道和社区位处排查管控的最末端，平台基础数据，例如辖区出租房、流动人口、华侨侨眷等基础信息不够完善，信息获取滞后，数据互通难度大。作为一般性工具，大数据的引入只是加速治理方式和流程的信息化，推进组织目标的实现，并未在根本上改变科层制度的运行逻辑和官员的价值追求，甚至可能因为附庸于“预测—应对”的运动式治理模式，不断固化原有组织结构。
二是政企之间存在数据鸿沟。大数据算法和效率在不断优化，逐渐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活动和关系都被数据记录的趋势日渐显现。政府手握大量沉淀着的社会注册数据，大型互联网公司也掌握大量的社会实际运行数据。亟待正确处理大数据在常态社会治理与应急状态社会治理中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重塑政企联系的“数据绿色通道”，以彼此更大的信息公开照顾双方利益和关切，打造非人格化新型政企关系，寻求互信共赢的最大公约数，建立多元共治、共建、共享的数据交换平台。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