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登基不久，就下诏命礼部集议崇祀其父兴献王朱祐杬的典礼，意图尊崇所生。杨廷和内阁坚决反对明世宗的诏令，以汉代定陶王、宋代英宗故事为标准，要求明世宗尊明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为皇叔考。明世宗与杨廷和内阁在议礼问题上的冲突，引发了一系列政治事件，被称为“大礼议”。
“大礼议”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贯穿于嘉靖朝初期，斗争双方为以明世宗为首的议礼派和以内阁为首的维礼派。首先，杨廷和内阁迫使明世宗承认明孝宗为皇考；稍后，杨廷和去职，明世宗及议礼派官员施压于维礼派，迫使维礼派承认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形成了两考并立的局面；到嘉靖三年，明世宗通过“左顺门廷杖”，极大的打击了维礼派，实现了称兴献帝为皇考，称明孝宗为皇伯考的议礼主张。
“大礼议”的最后结论以《明伦大典》的形式颁布于天下。但是，这是明世宗政权钦定的结果，并不是维礼派与议礼派达成的一致意见。两派学者往复辩难，体现了深厚的理学思想积淀。礼者，理也。明代理学思想发达，读书人对于理学思想提出了很多见解，自然而然的对于“大礼议”就会产生丰富的见解，这已经通过议礼中众多上疏得到证明。但是维礼派与议礼派辩论不休，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议礼理论不能统一，至少在学理上是如此。这种情况与这一时期理学思想发展有关系，大体上来说，明代中叶是程朱理学向陆王心学转向时期。理学思想的分化，使得对于“礼”的理解出现了差异；另一方面，作为明代阳明学思想的核心人物，王阳明及其弟子就生活在这一转型时期，并亲身经历了“大礼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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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史料中，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对于议礼问题的分析最有总结性。沈德符对明世宗议礼以及杨廷和内阁维礼都进行一定程度的理论探讨，追究双方议礼理论的得失，以及议礼行为对明廷政治的影响。并且首次指出议礼派新贵黄绾、席书等人在学术上体现为阳明学一脉。根据王阳明对待议礼派之态度，推测其对于议礼派持支持的观点。清代的史料则有官修的《明史》、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大礼议》⑦、毛奇龄的《辨析嘉靖大礼议》⑧、邵廷采的《思复堂文集》
⑨、黄宗羲的《明儒学案》⑩、夏燮的《明通鉴》、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清代学者对于“大礼议”的史料整理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典型如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大礼议》，对于议礼问题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梳理、总结，成为以后研究“大礼议”问题的基础史料；而毛奇龄对于“大礼议”双方对于议礼理论得失进行经学视角的梳理，也有一定研究价值。清代学者在“大礼议”研究中并没有对阳明学士人给予特别的关注，主要是因为清代阳明学已经进入衰落期，学术风尚先后崇尚经世致用、朴学。
从民国时期到现代，政治史研究一直是“大礼议”研究的一种主要视角，如孟森的《明史讲义》（20世纪30年代）、李洵的《“大礼议”与明代政治》（1986）、张显清的《明嘉靖“大礼议”的起因、性质和后果》（1988）、罗辉映的《论明代“大礼议”》（1985）、田澍的《嘉靖革新研究》（2002），胡吉勋的《“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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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王阳明弟子维礼
“大礼议”中维礼派与议礼派争论的核心是继统与继嗣问题，议礼双方围绕是否继嗣明孝宗展开政治斗争。在议礼过程中，支持明世宗议礼的官员数量不断增加，级别越来越高，议礼派政治力量逐渐强大。明世宗藉着这些官员的支持，在议礼问题上不断取胜，其父兴献王一变兴献帝，再称本生父，离称皇考的目标越来越近，但是议礼派并未满足于此。维礼派始终坚持认为，明世宗应该尊明孝宗为皇考，昭圣皇太后为母。
在这种情况下，明世宗对张太后是否称母子的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议礼双方的分歧依然存在，在此情况下必然产生新的冲突。
嘉靖三年（1524），先有明世宗生母兴献太后生日，朝廷官员按照有关的礼仪制度进行庆贺。然而，明孝宗之妻，昭圣皇太后生辰之时，明世宗下旨免去朝廷官员及贵妇之朝贺。无论昭圣皇太后是否下旨免朝贺，都形成尊崇所生，以兴献太后为尊的局面。引起了朝中官员，尤其是维礼派官员的不满。御史朱淛认为，昭圣太后对明世宗有拥立之恩，应尽与昭圣太后之母子之情，即要求明世宗尊昭圣太后为母。对此，御史马明衡亦言，③“暂免朝贺，在恒时则可，在议礼纷更之
时则不可。且前者兴国太后令节，朝贺如仪，今相去不过数旬，而彼此情文互异。诏旨一出，臣民骇疑。万一因礼仪末节，稍成嫌隙，俾陛下贻讥天下，匪细故也。”①马明衡认为，不久前兴国太后生日时已有朝贺，不论昭圣之张太后是否有旨意免除朝贺，都应该一体而尊。明世宗在此时的态度，即免除昭圣太后朝贺，显然是为了凸显与兴国太后的亲近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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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以后历代天子死后都葬在北京，死后入太庙。其实不仅明代如此，明代以前各朝亦如此。太庙只是天子祭祀之所，藩王不得入内，除非类似明成祖那样通过政变改变传统习惯。因此，维礼派坚决反对生前仅为藩王的兴献王入太庙，认为这样做扰乱了祖宗法制。其实明成祖起兵政变、太监干政等等都已经乱了祖宗制度，只是嘉靖一朝官员，上自杨廷和、下至待试举子都不敢往这方面想而已。当然，明世宗作为藩王入继大统，就为兴献王入太庙争取了转机。明世宗既然为天子，兴献王当然也是天子，天子之父必为天子也。兴献王一方面曾为明孝宗、明武宗之臣子；另一方面又为象征意义上的天子，那么对于兴献王的祭祀之礼就与普通臣子不同，与正统之天子亦不能等同。通过立庙京师而不是大内，立世室而不是立庙等手段一定程度的实现明世宗的主张。维礼派官员一味的坚持兴献王曾为臣子不得入太庙一条就显得迂腐，其失败就成为必然。
在议礼派之观点主张中，为兴献王立庙京师的思想最早源于正德十六年七月张璁的《大礼疏》中，“臣窃谓今日之礼，宜别为兴献王立庙京师，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
嘉靖元年正月，巡抚湖广都御史席书在其上疏中亦有类似的观点，“臣愚谓宜定号‘皇考兴献帝’，别立庙于大内，每时祭太庙毕，仍祭以天子礼。葢别立庙祀，则大统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称，则至爱笃，而本支不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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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王阳明弟子议礼.....................................15
第一节反对维礼派之议礼.................................15
第二节反对明世宗之议礼.................................17
第四节小结.........................................................22
第四章王阳明与议礼.........................................23
第一节思想上支持议礼.....................................23
第二节政治上疏离议礼.....................................24
第三节实践中远离议礼......................................26
第四节小结..........................................................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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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议礼与道统
无论阳明学士人议礼、维礼，争议的焦点就是兴献王崇祀之礼。王阳明弟子对于礼的认识不同，或支持明世宗之申张孝情，或支持维礼派维护传统祭祀制度。虽然有着这些争议，但是这些人的出发点是相同的，即从儒家入世关怀入手，将重建秩序的希望，放到现实中，具体的讲，就是拥护明世宗在明朝历代皇帝统绪中的正当性。礼者，理也。议礼之分歧，实际上就是对于‘理’的理解出现分歧。这种分歧的出现，与这一时期儒学内部的思想变化有关。这个时期正是阳明学派形成之际，程朱理学与阳明学对于儒家道统的认识显然不能一致，程朱理学以孔孟传至朱熹一系为道统，阳明学派则以孔孟传至陆九渊、王阳明为道统。道统的分歧，实际上还是对于‘理’的理解分歧，这样议礼之分歧就与道统发生了直接联系。
阳明学士人之议礼分歧实质上是对于‘理’的认识分歧，在王阳明与其弟子的书信中，多次体现了这种对于“理”认识的差异。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在《答季明德》中与季本论学，“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以為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又連掇數聖人紙上之陳跡，而入之以此一款條例之中，如以堯之試鯀為未能不惑，子夏之‘啟予’為未能耳順之類，則是尚有比擬牽滯之累。”
季本与王阳明论学，以“圣人论学，不能无积累之渐”相问，王阳明才有此答，认为季本拘泥于经书等学问累积，没有直指心灵自觉，陷于“意必固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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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嘉靖时期心学发展中，除姚江王学外，还有江门之学，即湛若水及其门徒。湛若水主张“随处体认天理”，其学说与王阳明心学之间大同而小异。湛、王青年时期即以订交，以后又各自走上不同的学术之路，对心学理解不一。但两人是同一时期学术人物，研究阳明学士人议礼，亦离不开对湛若水及其弟子议礼之论述。
嘉靖三年初，侍读湛若水上言，“臣以經術事陛下，嘗讀易至屯、否二卦，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為而難遂，此陛下登極下詔時也；否則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陛下自視，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至於否；否而不濟，則將來有不可勝言者。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湧，人饑相食，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