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选题缘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世界舞台扮演的角色愈来重要，国外学术界对中国的关注与研宄与日俱增。海外中国学已成为一门显学见诸于世界各国。与此同时，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宄也逐步升温。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快、频繁，以及中外学术界的对话、交流，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亦逐步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日益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海外对中国学的研究源远流长，至今己有三百多年历史。由此，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便是一门浩繁庞大的研宄工程，它涉及的领域包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方面面，是一门跨学科、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全方位研究。因此，对它的研宄，首先应该从宏观上考虑，将其放到历史长河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世纪年代中期，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率先组织成立了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他在论及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方法时强调了学术史的研究方法，他说，“应当采取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擅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李学勤教授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内开展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方向。
但学术史的方法究竟怎样展开？这方面的意见众说纷纭。因为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探讨是在多学科领域展开的，有的研究中国文学，有的研究中国哲学，有的则研究中国历史，还有研究军事、政治、经济等。一些国内学者就主张，应该根据所研宄学科的学科特点，根据这一学科的学科背景、学科基本方法，展开具体深入的探讨。例如对于海外中国历史研究的再探讨，就可以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研宄的背景出发，在此基础上作合适的研究、评价。华东师范大学朱政惠教授就提过这方面的建议，他认为史学工作者所开展的对于海外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主要背靠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发展壮大”，他说对这一方向的海外学者的中国学史，“主要是对海外中国历史研究专家、海外中国历史著作、海外学者中国观的研究，以及他们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机构沿革等”。
综观三十多年来，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的介绍和研究，目前“始终存在着一种重美日英而轻法德的倾向”，著名学者耿昇就提出这样的意见气国内对法国中国学史的研究较多论及的是传统汉学的机构、大师学者生平及其学术成果，对法国当代中国学史的研宄究微薄贫瘠。也如耿昇所言，“‘二战’之后，由于美、日两国的中国学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中国学术界懂英、日语者较多，读法、德语者稀少，所以在中国学界每当谈起海外中国学研究时，言必称美、日、英，能对法、德等国的中国学讲出个子丑寅卯的人，实在寥若晨星。”
第二节研究基础与学术准备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呢？笔者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研究，所探讨的论文内容，会涉及一个较长时段的学术史发展过程，是一种需要建立在更广泛、更深入的调研、档案史料与文献综览研究的基础之上。
为此笔者开始了学术史梳理的准备工作。学术走访、档案研宄、文献综览等方面都是自己试图开展论文研究的路径与方法。期间由于工作与学业的纠结，前后耗时数年，摸索中亦走了不少弯路。这里仅略述其大体过程，也是对研究路径的一种总结。
首先是学术走访，这是笔者整个研宄中的重点环节。
2010年2月至5月，笔者应邀对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混合研究单位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学术访问。当时自己怀揣一个庞大的题目“近现代法国中国学的历史研究——基于法国汉学研究所和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探讨”。根据最初的构思，试图从以传统“汉学”为代表的“汉学研究所”（简称与以现代“中国学”为代表的中国中心”两个法国最重要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展开，分别从它们的创建背景、组织机构、主要活动、科研人员、研究成果，以及对法国中国学研究的影响、未来学术研究的动向等方面的探讨，希望能够获得一些研究的发现。这两个机构聚集了法国研究古代中国及近现代中国的主要研究力量，最初的研究想法就是试图从比较的角度对这两个学术机构的历史背景、人员结构、内容方法、组织形式等几方面进行探讨，对法国传统“汉学”与现代“中国学”的合作交流、渗透融合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与描述。就是说，这样的研究目标是对法国“汉学”与“中国学”整体内容的探讨。
访学期间，自己走访的第一位学者是戴仁教授，他是笔者留法时期的研究生导师，这次访学也是在他的帮助下成行。两人第一次见面后，他对我不成熟的研究想法有所探知，但善解人意的他没有打击我的“匹夫之勇”，而且帮我联系上汉学研究所混合研究单位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奥吕希女士与“中国中心”主任阿莱斯女士。
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了解法国当代汉学与中国学界的研宄情况，我精心设计了一张访谈名单（访谈对象均是法国中国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重要学术机构负责人，自己先后向他们提出约谈要求。出乎预期的结果，约谈的学术大儒们大多欣然接受，着实让我这一默默无闻的学子感到受宠若惊。在与这些“中国通”们的交流过程中，学者们对我不存芥蒂，娓娓道来，在他们身上展示出的睿智、亲和、开放的态度，以及所持有的刻苦、严谨、儒雅、谦逊、幽默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第二章法国当代中国学创建背景
法国的汉学历史久远，并一直居于世界汉学中心的地位。“二战”期间法国汉学遭到了严重摧残，一度处于低谷。“二战”结束后，法国汉学开始摆脱困境走向复苏。此时，海外中国的研究正出现新的变化态势，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以及美国中国学的迅速崛起，海外中国研究的“热点”逐渐从战前偏重中国古代文明和古代文化的研究，转向了战后偏重中国现当代问题的研宄。正是在这政治背景和学术潮流影响下，法国当代中国的研究逐渐兴起，但相比于美国现代中国学的研究一度处于落后的态势。回溯法国当代中国学兴起的背景，分析其主要特征，对于了解和梳理法国当代中国学发展的轨迹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政治社会背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改变了战后“冷战”时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力量格局。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新生的中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引起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广泛关注。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迅速发展，美国政府以及垄断财团控制的一些基金会强烈地意识到对当代中国研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出于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需要和考虑，美国政府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强势遏制、封锁中国，另一方面在国内，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财政措施推进当代中国的研究。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案”，决定增加拨款并要求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大力推动针对中国、日本和苏联等国的全面研宄，中国则是研究的重点。1959年，福特基金会资助成立了以“促进当代中国研宄”为宗旨的“当代中国问题联合委员会”，并拨出巨资资助开展现代中国研究的机构和项目。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美国从欧洲，乃至整个东方，以优惠条件招揽了大批中国学家，同时在自己本土上也培育了一批成果不凡的人才。美国“仅以大学统计，到五十年代时，己有三十多所大学设立了亚洲或中国研究中心”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美国对现代中国的研究领域大为扩充，论文的数量也迅速增长。
二战后的法国由于曾经遭受的战争伤痛，一度陷入政治、经济、外交内外交困的窘境。战后新建立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更迭频繁、时局动荡不安，经济持续低迷。政府为挽救殖民体系的崩淸，长时间无休止陷入去殖民化战争（越南战争1946-1954年；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使得国库耗空、民心丧失。为了挽救败局，恢复昔日大国地位，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一度全面倒向美国以乞求经济援助。1947年12月至1948年3月，法国获得美国31200万美元的援助。1948年至1952年，法国还从马歇尔计划项目中获得162900万美元，帮助经济复苏。1949年4月，法国正式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法国政府执行的基本政策，是经济上依赖美国援助、军事上依靠美国保护、政治上仰承美国鼻息的政策。在对新中国的外交策略上，法国第四共和国以及戴高乐执政初期，皆奉行追随美国，排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当然也顾不上对新生中国的更大关注。即使与1949年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关系，也基本上处于“不即不离和若有若无，甚至是有名无实的状态”，“而且这种关系一直是靠美国与国民党的关系及美国与法国的政治、经济等关系来维系”。
第二节学术理论背景
任何学科的兴起和发展都置身一定的学术思潮的背景之下，二战后法国当代中国学的兴起，深受历史悠久的汉学传统以及“年鉴派”新史学思潮的影响。
1.汉学传承
法国对中国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与传统。以“欧洲汉学泰斗”沙畹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巴黎学派”在汉学领域达到的学术高峰使得法国成为国际上无可争议的汉学领军者，巴黎也由此被誉为“无可争议的西方汉学之都”。
1814年，象征法国顶级学术和教学水平的法兰西公学，他在世界上首次设立《汉语和勒靼语一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标志了“对中国的研究”第一次在西方高教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汉学”也正式成为一门学科（或领域）。此后，英国、荷兰、俄国和德国纷纷效仿，也先后开设起汉学讲座。
法国汉学大师戴密微曾坦率而骄傲的指出，如果“把汉学理解为对中国的学术研究”，“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立的”。1935年6月，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