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1.1网络舆情的研究背景据CNNIC于2006年7月最新统计，目前我国网民己达1.23亿，占世界网民总量的11%，成为世界上一个庞大的网络群体。而以即时、互动为主要特点的网络传播方式，更为公众表达舆情、参与经济社会及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方便快捷的平台。网络舆情也日益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2003年，新华社首次披露中央高层领导对网络舆情的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在非典时期视察广东时，对一位参与防治非典的一线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己经看到了。”而温家宝总理视察北大抗非典工作时说:“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在留言中表达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非典的决心，令人感动。”“总书记、总理也上网”，一时成为网民热议的话题。2005年两会期间，新华网在温总理中外记者会之前推出“总理记者招待会，你有何问题问总理?”网民踊跃发表意见提出几百个问题，温总理浏览后动情地告诉记者们:“他们对国事的关心，深深感动了我。他们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我们政府认真考虑的。”2006年两会期间，网民通过网络提出的问题竟达几十万条。温总理会见中外记者时再度公开肯定了这种“民意直达高层直通车”沟通方式。温总理在开场白中说:“两会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单是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网不完全统计，给政府提出的意见和针对总理本人提出的问题就多达几十万条。我从群众的意见中感受到大家对政府工作的期待和鞭策，也看到了一种信心和力量。”c>>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建立和完善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加强舆情信息工作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党中央领导对网络舆情的高度重视，则体现了我们党的执政智慧和善于学习、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品格，意味着党中央利用互联网促进民主、下情上达，与民意的互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然而，网络舆情的非理性、情绪化，所代表的民意的局限性，以及网络信息的真假难辨，都为我国舆情信息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刚刚起步的舆情信息工作需要理论做指导，因此，舆情基础理论研究必须继续拓展和深化。1.2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综述由于“舆情”一词具有很强的中国文化特色，从国外的研究状况来看，没有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鉴的研究多是从传播学、新闻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角度出发。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CMC(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研究领域，西方学者开始将电子公告栏(BBS)作为一个重要研究门类，有的探讨虚拟社群体网络传播行为，如Poole&Desanctis(1992)的《网络群体决策中的微观结构》以及Brasher,Adkins&Meyers(1993)的《讨论与网络的群体决策》;有的探讨网络虚拟社群的性别角色及社会影响，如Dubrovsky,Kiesler&Sethna的《等同现象:网络群体决策与面对面群体决策中成员的身份影响》，Collins-Jarvis的《网络讨论小组里的歧视性信息:性别角色和社会背景》;还有的探讨虚拟社群里的沟通和对话模式，如JosephB.Walther的《以电脑为媒介的传播:非人际性、人际性和超人际互动》。尽管探讨的具体问题有所不同，但是这些论文都是从群体传播的角度切入的，涉及了一些对网络信息传播的研究，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国内方面，由于舆情基础理论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对网络舆情的研究也尚显不足。不少研究也是从群体传播的角度开始的，研究者探讨了网络虚拟社群或电子论坛作为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的话题，如苏钥机和月莲的《新闻网站、公共空间与民主社会》、陈韵如的《哈伯玛斯的公共领域模式一一女性主义观点的探讨》以及彭伟步的《从咖啡屋到网络公共空间一一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探讨》、唐大勇和施品的《虚拟社群抑或公共领域一一以强国论坛“撞机事件”的讨论为例》、崔倩和周葆华、刘芋竿的《网络上的沉默者和活跃者一一以复旦大学计算机系局域网8netBBS使用者为例》。这些论文大多是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视角切入的，其中一些实证性的个案研究很有意义。也有很多研究是从新闻学、传播学的视角切入的，如阂大洪的《新闻媒体网站电子论坛当议))、孟超的《中国网络媒体论坛的发展走向》、李希光和秦轩的《谁在设置中国今天的议程一一电子论坛在重大新闻事件中对党报议题的重构》、罗亚的《在线调查:值得关注的话语空间》、陈彤旭和邓理峰的《BBS议题的形成与衰变一一对人民网强国论坛的个案研究》、苏海涛的《从“伦敦地铁爆炸事件”看BBS议程设置特点》、郭良的《强国论坛:911恐怖袭击后的24小时》、陈红梅的《网络BBS里的“宝马撞人案’，》等等。这些研究与从群体传播角度所做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个案实证研究多，宏观定性研究少。阂大洪的((’’一种媒介，多种声音”与“多种媒介，一种声音”一一因特网(Internet)挑战中国大陆新闻传媒》，属于为数不多的宏观定性研究之一。此外，对BBS言论的研究多，对其它言论形态研究少。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网络舆情日益受到关注，明确地以网络舆情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但是数量很少。例如，王丽平的《开展互联网上舆情控制的方针、对策》，主要是从“意见领袖”、网络把关人、网络舆论的选择和网络立法等方面探讨对网络舆情的控制问题;苏云升，周如俊的《网络舆情与思想政治教育》指出，面对互联网特别是网络舆情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要正视和利用好网络舆情;秦州的《新闻搜索中的舆情“峰值”—中国近年来重大矿难报道WEB页面数分析》一文，集中在网络媒体对突发性事件报道数量上的统计，但是并没有把握住舆情真正的含义。笔者在近年也陆续发表了《网络言论传播和民众舆情表达》、《内容分析法在网络舆情信息分析中的应用》、《网络舆情和政府治理范式的转变》、《试论网络舆情的概念、特征和传播》等文章，对于网络舆情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从总体上看，我国舆情理论研究还刚刚起步，并不成熟。真正着力于探讨网络舆情的概念、特征、构成要素、变动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以及对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的程序、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当少，网络舆情研究的理论体系尚未形成。1.3本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目前，网络显然己经成为舆情汇集的新通道。传统反映民意的途径包括传统媒体、政府渠道报送的资料及专门倾听民意的机构等等，而网络的出现则为决策者提供了另一个展现民意的通道，它能够快速反映社会动态、热点民议、网民人心和体现公众声音的地方，比较真实地显现了民众对现实的思想态度。从1998年，印度尼西亚政局发生大动荡，印尼华人妇女遭到种种暴行，到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用导弹袭击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再到2003年的“宝马案”和“刘涌案”，网络舆情之活跃程度前所未有，并且显示出对政府决策的强大影响力。据媒体报道，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经常上网注意，了解在网络论坛发表的意见，体察民意。这表明，高层领导也开始关注网络论坛所传递的信息，他们希望尽可能多地、尽可能快地了解来自各个方面的重要信息、社会动态和社情民意，以便更为迅速、准确地了解民情、掌握民意、关心民心，把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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