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 旅游开发初期资源租让的浮动谈判
在开发前期，基层政府需要对土地进行确权，将集体土地租赁给旅游企业，闲置的旧房、土房、猪栏鸡舍等资源交予旅游企业统一规划改建。村民对此协商条件并不满意，并以拒绝确权、抬高补偿等方式进行对抗。资源主体易位和土地不等价是乡村居民的主要利益视点。随着乡村旅游兴起，英德峰林资源的名气在 2016 年之前已打响，近年来间断有旅游企业关于承包峰林资源开发权尝试进行谈判协商。2010 年起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安排展开土地确权工作，原本居民在土地租赁的自主权、土地租赁补偿金的谈判权、生活方式的选择权被忽视，资源开发和土地出让激发村民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诉求。他们对早期土地确权补偿不合理的不满，加上长期以来对峰林资源市场价值的高预期让旅游资源开发难以确定。
5.1.2 景区经营发展期的权益之争
九龙峰林小镇景区 2017 年旅游收入达 1686 万，按照承包协议规定，除景区停车场收入外，旅游企业全权支配包含门票在内的经营性收入。村民收入由三部分构成，劳动性收入（农事种植收入、旅游经营或从业收入）、土地出让的年度固定租金以及公共土地改建停车场的浮动性年度分红。由于当地社区家庭结构仍以男人外出务工、女性和老者留乡务农为主。部分村民为增加劳动性收入、提升闲置时间效益，积极在景区周边、村中重建民宿，经营农家乐等；每逢黄金周等节假日游客量激涨时期，村民在进入景区的交通要道两旁占据特定位置，通过摆设面积 1 米大小的摊位销售农家特色品或小吃以增加额外收入，造成交通拥堵、旅游经营秩序混乱。景区管理者通过当地有声望的长者（为景区工作者）与村民交涉但未果，造成一定的权益冲突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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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6.1 主要结论
从整体网和个体节点特征分析的结果来看，河头村旅游社区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派系林立程度较小，且对口帮扶单位深入社区，其在社区公共事件的决策等权力事务上的联系紧密，且互惠性很高；而旅游企业在权力、利益及信任等关系上与其他利益主体均保持良好的紧密性和互惠性，甚至主要充当联络人的中间角色，可见旅游企业作为带动河头村发展的重要开发商并非仅仅关注于旅游发展的利益，而是积极参与到当地社区的事务性工作中，实现较高程度的企业社区参与行为和社会责任。
从指数随机图模型的分析结果来看，研究设立的三个指数随机图仿真模型较好地拟合真实的观测数据，具有合理性与科学性。在网络特征上，河头村的权力网络、利益网络与信任网络均表现出不同的结构效应。在纯结构效应上，河头村三元网络的密度均较低，关系传递性较差，虽然避免多头治理现象的形成，但多元主体在旅游社区治理事务中的联系有待增强。权力网络与信任网络具有显著的紧密度效应与中间人效应，但缺乏能带动权力关系和信任关系形成的关键利益者。利益网络没有形成显著的纯结构效应，说明在河头村旅游社区治理过程没有形成利益导向为主的关系状态，利益竞争少。在行动者—关系效应上，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对河头村的治理网络没有产生激励影响。河头村的对口帮扶单位作为其中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最丰富的一类群体更容易与他者产生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此外，作为河头村最大的旅游企业和基层服务型党支部，国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对权力关系的产生有显著影响。在网络协变量效应上，虽然权力关系和信任关系相互不影响，但二者又与利益关系之间相互影响。总体而言，反映出在河头村的社区治理中紧密联系的协同分类治理体系尚未形成，但权力、利益、信任三元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河头村的旅游社区治理。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