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社会学论文,本研究对 K 村村民针对当地工厂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而采取的环境抗争行为的分析,发现仅仅依靠村民的抗争只能获得部分经济利益,不能完全解决工业污染造成的农村环境问题。村民的环境抗争是利益导向型的抗争,具有理性克制、弱组织化、“搭便车”和多数人选择沉默的特点。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环境抗争,缺乏完全解决当地环境污染的动力,使得村民的抗争呈现出一种短期的、松散的状态,村民通过抗争只能赢得部分胜利,却不能制止污染企业的污染行为。利益导向型的环境抗争具有不彻底性。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业化进程加快而引起的环境问题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农村因其低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以及较低的环境污染准入门槛,吸引了大批的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向农村地区的转移。工业向农村地区的扩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村民受益,但也给农村环境带来日益沉重的负担,加剧了农村生态系统的脆弱性。高污染企业在农村地区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比较复杂,既受到政府权力观、政绩观的影响,又与企业在当地的资源优势有关。同时,也要注意到村民在经过利益权衡之后,对高污染企业排污行为的忍让和变相支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该类企业的存在和发展。
K 村位于华北平原,随着 1999 年以生产沥青防水卷材为主的工厂成立,村庄开始步入农村工业化进程。K 村工业粗放式发展,设备简陋,污染较大。随着工业环境污染的加剧,村民在生产、生活、身体健康等方面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工厂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也由和谐共存转为紧张对立,当地村民从隐忍逐渐走上环境抗争之路。尽管村民采取了多样化的环境抗争行动,但这些行动的结果大多是失败的,未能完全解决由工厂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村民的抗争行动也逐渐归于沉寂。这一现象引起了笔者的关注与思考,村民是如何开展与工厂之间的环境抗争的呢?特点是什么?哪些因素影响了村民的环境抗争行为?村民的环境抗争行为能够发挥出怎样的社会功能?村民的环境抗争是否可以完全解决由工业污染引起的农村环境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以 K 村村民的环境抗争为案例进行研究。
第二节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目前学界主要基于三个主体展开有关环境污染研究,即政府、企业和环境受害者。已有的相关研究通常把遭受环境污染的村民放在受害者的位置。在经历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恶化之后,村民会通过环境抗争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现有研究对从污染企业建立到环境污染爆发前的村民的思想和行为的关注度不够,对于村民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并变相支持了高污染企业的生产行为和排污行为,默许了环境污染的存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本研究试图超越受害者的角度,结合 K 村村民环境抗争的实践,深入分析村民环境抗争的过程、特点、影响因素以及社会功能,以期望有一些新的学术发现,丰富相关研究成果。
二、现实意义
环境抗争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种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在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存在的矛盾与冲突。本研究以地方环境抗争事件为例,旨在通过对 K村的研究,重现 K 村村民所面临的环境危害和抗争过程,希望能够促使社会各界加强对于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推动农村环境问题的治理,化解农村社会的矛盾与冲突,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协调发展。
与此同时,在环境治理方面,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和治理模式是不可取的。基于我国实际情况的调查,能够获取本土经验,进而更好地指导我国的环境实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第二章 研究设计
第一节 研究思路
本研究主要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本研究的导论部分,提出研究问题,阐述研究意义,并进行文献综述。第二部分为研究设计部分,对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地点、理论基础进行介绍,并界定了本文所涉及的核心概念。第三部分为本文案例部分,对 K 村环境污染的发生发展状况,工厂与 K 村村民之间的关系转变,环境污染对 K 村村民的影响以及 K 村村民的环境抗争过程展开客观的描述。第四部分为结合村民环境抗争过程,分析 K 村村民环境抗争行为所呈现的特点。第五部分是在第四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 K 村村民环境抗争行为的影响因素,探讨村民的环境抗争行为是否可以完全解决由工厂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第六部分为对村民环境抗争行为所具有的正负两方面社会功能的分析。第七部分为讨论与结论部分,旨在对本研究做出总结与反思。
本研究的结构框架图如下所示:
第二节 研究方法
一、参与观察法
进入 K 村,充分了解当地情况,观察村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工厂建成后村庄各个方面的变化,深入挖掘村民是如何应对由工厂生产所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
二、结构化访谈法
在基本了解当地的基本情况后,选择代表性人物进行结构化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参与过环境抗争的村民和未参与过环境抗争的村民、工厂负责人、村干部、政府工作人员等。访谈内容包括村民的环境态度、环境知识,对环境抗争行为的看法与观点,村民环境抗争行为的发展过程、特点、影响因素以及社会功能等。
依照学术惯例和学术研究的伦理要求,本研究对涉及隐私的地名、人名、网址等,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社会行动是社会学领域重要的研究内容。无论是古典时期、现代时期还是后现代时期,西方社会学理论都没有停止过对于社会行动的探究。下面将选取与本研究相关的社会行动理论进行论述。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是与正处于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的美国现实问题直接相关的理论思考。韦伯将个人行动和个人的主观意愿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像韦伯那样,帕森斯认为,社会行动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最基本层面,因为各种领域中的社会问题,实质上都是在人们的社会行动中发生的。在分析社会行动时,最重要的是指出它的意向性,即社会行动的主观取向。通过对各种社会行动的一般主观意向的分析,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型变量,然后提出社会行动问题研究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论原则。帕森斯认为社会行动是社会现实最小的和最基本的单位。在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中,与社会行动相关的要素包括:行动者、目标、情景和规范。
第三章 村民环境抗争的过程........................... 13
第一节 选择无为:无意抗争..........................13
第二节 隐蔽抗争:传言的出现......................14
第三节 正面交锋:果农的抗争.........................15
第四章 村民环境抗争行为的特点.......................22
第一节 利益导向与理性克制的交织...........................22
第二节 弱组织化......................23
第三节 “搭便车”现象..........................23
第五章 村民环境抗争行为的影响因素............................25
第一节 对待环境污染的态度差异..........................25
一、土地因素.................................25
二、区位因素..............................25
第六章 村民环境抗争行为的社会功能
第一节 村民环境抗争行为的负面功能
村民环境抗争行为会使村民对地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影响政府公信力。政府形象的塑造往往与其处理社会危机,为民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关。村民的环境抗争行动承载着村民的环境利益表达诉求。但是在“政经一体化”的背景下,村民围绕着环境问题与政府与污染企业之间的“纠缠”,会使得政府与污染企业对其抱有一种回避或打压的态度。当村民的环境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村民的积极性和容忍度会受到极大的挑战,势必会使其对政府的信任产生动摇。
抗争村民最初对政府的角色期待是为民做主,伸张正义。从 K 村村民最初倾向于采用向村干部寻求帮助和向相关部门电话投诉的手段中,不难看出其对政府的信任和期望。他们希望政府能够为政公平,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然而抗争的结果让村民大失所望,环保部门的检查流于形式,不仅没有彻底解决工厂的环境污染问题,甚至逮捕拘留了 Y 某等一批抗争村民。抗争的失败不仅让村民对地方政府的权力产生一种畏惧感,更让村民怀疑地方政府与工厂之间存在合谋关系。村民对于地方政府的不信任,还伴随着基层村干部的污名化,将村干部视为“收了好处,替工厂通风报信的人”。而且,在同乡镇村民上访失败这种同质事件的不断演绎下,更会使村民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质疑。当村民将自己所得到的或所遭遇的怪罪于政府的不公正对待,认为是政府偏袒和环境不公的结果,相对剥夺感就会上升。这种剥夺感的累积很容易导致环境冲突的进一步延续。村民进而塑造起群体边界,将政府和污染企业视为他者。这会对基层工作的开展,以及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落实产生不利影响。
第七章 讨论与结论
第一节 讨论
一、村民环境抗争行为与社会行动理论
帕森斯认为,人的行动具有一定的目的性,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特定的手段和条件,同时,所有社会行动者都受特定的行为规范的约束。社会行动的异常行为是对社会规范的越轨,是对抗和违反了社会期待的行为。只有既实现自己的目的,又符合社会规范限定的行动才是有价值的行动。
伴随工厂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程度的加深,村民的环境抗争行为逐步转变。这体现出村民自身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但是村民的环境抗争行为并不是纯粹理性意义上的个体行动,而是在制度化和组织化的环境中进行的活动。村民环境抗争行为既受到客观层面上国家相关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乡村非正式规范的约束,也受到主观层面上自身的目标与能力的影响。仅仅依靠制度设计或个人主观意志无法推动行动的达成。研究参与环境抗争的村民这个群体,不能仅仅把他们置于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