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SCI论文研究，本文以研究城市群协同视角下地价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为目的，在核心概念界定基础上，基于对基本理论的掌握，进行了地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分析。通过分析我国三大城市群土地价格与产业结构现状，对于研究对象形成客观认识。最终进行实证分析验证理论假设。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意义和目的
1.1.1 研究背景
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为世界级城市群。2019 年三大城市群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占比达到 37.22%，集聚了我国近 25%的人口，城市群建设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十九大报告已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明确为统领性区域发展战略。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经济领域相互作用、经济联系不断增强的过程。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中强调要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由此，我国开始大力推进城市群协同发展。城市群协同发展有利于培育经济新增长极，引领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优化产业结构，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的基本内涵，是实现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2017 年三大城市群中，核心城市北京的第二产业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占比 18.52%，第三产业占比 46.63%，中心城市天津二产占比 26.40%，第三产业占比 22.29%。核心城市上海的第二产业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占比 11.23%，三产占比 20.46%。核心城市广州第二产业在珠三角城市群中占比 19.06%，第三产业占比 35.53%，中心城市深圳第二产业占比 29.54%,第三产业占比 30.60%。三大城市群中，核心及中心城市的产值占比较高。城市群内产业结构存在着中间层次城市经济能力弱，核心城市经济带动作用较弱，中小城市产业发展战略趋同等问题，不利于形成城市群协同发展。
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企业生产活动的载体。土地关系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土地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土地资源在整个国民经济乃至全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鉴于土地的特殊性，其价格也有别于一般商品的特点，兼具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土地在过去近 40 年土地的高强度开发背景下，土地资源短缺问题日渐暴露。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人民生活及国家经济发展都将对土地资源产生大量需求，在耕地保护制度及土地公有制下，土地的供给量并没有大幅度增加，因此土地价格一直在上涨。2005 年到 2018 年间，全国综合用途土地价格年均增长 13.95%，京津冀城市群土地价格年均增长 6.4%，长三角城市群土地价格年均增长 13.41%，珠三角土地价格年均增长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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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地价的研究综述
地租理论起源于 William Petty（1662）提出地租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基本形态，界定出级差地租的基本概念[1]，Adam Smith（1776）提出绝对地租概念，他认为在土地私有制前提下，地租是垄断地租[2]。David Ricardo（1817）界定出级差地租的自然条件，其否定级差地租的存在[3]。Marx（1844）对前人的理论进行批判性的继承，他将土地价格定义为地租的购买价格，包括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4]。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土地的稀缺性、使用价值和市场需求三大特点满足商品价格形成的基本要素。由市场基本规律可知，土地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土地作为特殊的资源其供给量不受价格变动影响，因此地价主要由需求决定[5]。城市地价空间结构起源于区位论，Thünen（1826）最早提出农业用地的空间格局[6]，后来 Weber（1909）提出工业区位论[7]，Alonso（1964）应用边际效应理论于城市土地价格研究，建立了城市地价空间布局模型，为城市地租定量研究打下了基础[8]。GIS 及计量模型的不断发展为学者们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支持，Colwell（1999）提出运用非参数方法研究城市地价，以芝加哥 CBD 为研究对象，采用了分段抛物线多重回归方法进行地价空间特点的研究[9]。Yatang Lin（2020）实证得到实行工业用地的最低价标准显著提高交易价格，降低交易后的土地闲置率[10]。
国内研究方面，我国土地市场化改革引起了学者们对于土地价格的关注。2000 年之前，学者们对于土地价格的研究历程，从探讨社会主义土地价格制定的依据及必要性到土地估价方法及理论探讨。进入 21 世纪后，开始关注土地价格与房价的关系。刘琳和刘洪玉（2003）应用经济学模型进行地价与房价的定量及因果关系研究，指出地价应当由市场决定而不是政府直接调控[11]。周京奎（2006）通过研究 6 年间 20 座城市地价与房价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出房价对地价的影响远大于地价对房价的影响[12]。后来农用地的价格及产权也逐步引起重视，基于时代背景学者们对于农用地价格评估和结果应用这一难点问题进行探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用地价格市场化政策实施以来，关于工业用地价格的探讨逐渐增多，研究集中于从分税制实施以来，土地财政与工业地价之间的影响。继而引发学者们探讨两手供地策略引发的土地资源错配和土地价格扭曲。以要素价格扭曲影响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为切入点，得到土地要素价格扭曲对于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工业与住宅用地比价关系在 2015年前后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曹清峰（2014）等通过估算得到工业与居住用地地价的合理比值，对比实际比值得出剪刀差，得出工业地价被低估现象不断加剧的结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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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2.1 概念界定
2.1.1 城市群
城市群概念的萌芽阶段起始于 1898 年，英国城市学家 Howord（1898）提出将城市外围乡镇纳入城市范围来考虑[55]，后来英国社会学家 Geddes（1915）提出集合城市与城市集聚体概念[56]。进入 20 世纪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由西欧转移至美国，随着美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美国城市学者提出大都市区这一概念。法国地理学家 Gottmann（1957）研究美国东北部城市发展区域界限时提出并界定大都市带概念[57]。Friedman（1965）提出城市场概念，并界定为范围广阔且经济联系紧密的区域结构[58]。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城市群的研究受到关注，其中较为经典的是 Mcgee 于 1991 年界定大城市周边的人口密集区为城乡混合区概念[59]。进入 21 世纪后，城市群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呈现出新特征。2005 年美国城市规划协会研究美国城市化行程时提出超大城市这一概念。英国城市规划学家 Hall（2006）在实证研究欧洲超大型多中心城市结构时界定多中心巨型城市区概念[60]。
国内学者对于城市群的关注起源于严重敏翻译国外地理学年会论文时使用的城市的系统这一概念。周一星（2007）界定出都市连绵区概念，即以若干大城市为核心，连同周围与其保持密切社会经济交互联系的城市形成的巨型城乡一体化区域[61]。姚士谋（2006）将城市群定义为，相当数量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各异的城市以一定自然环境为依托，以其中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为经济核心，借助于发达的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城市之间发生个体内在联系，共同构成的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62]。方创琳（2014）将城市群定义为，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以一个特大城市为核心，三个以上都市圈或大城市为基本构成单位，依托发达的基础设施网络形成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城市化和一体化的城市群体[63]。本文的城市群指的是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经济引擎的三大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及河北省的 11 座地级市共 13 座城市[64]。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 26 座城市[65]。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由 9+6 融合发展的城市所组成，包括广州、韶关、肇庆、佛山、清远、云浮、深圳、东莞、惠州、汕尾、河源、珠海、中山、江门和阳江等 15 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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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17 世纪英国经济学家 William Petty（1672）研究国民收入与产业结构结构时发现各个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国民收入是差异变动的关系。并在《政治算术》一书中提到“制造业比农业产生的收益多，商业比制造业产生的收益多”。通过对比研究欧洲国家不同国家之间及国家内部农业制造业商业及国民收入，发现荷兰人多从事制造业和商业，其人均国民收入高于欧洲其他国家。对比英国不同产业从业人员，运输业人均收入是农业的 4 倍，且存在劳动力从低收入产业向高收入产业转移的现象。配第的发现是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的基础[17]。
德国经济学家 Hoffmam（1931）在《工业化阶段和类型》中提出霍夫曼比例，他认为三次产业结构变动与工业化进程高度相关。这一研究揭示了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即逐步由轻工业转变为重工业为重心。他对于工业化划分时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