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学论文，本文的目标在于通过使用贫困治理的相关理论，特别是新发展主义理论，厘清印尼贫困的现状、贫困的特点以及贫困的成因，归纳总结印尼现有的减贫政策、梳理印尼在减贫中取得的成就。并进一步分析印尼减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相关问题的分析和梳理，丰富国内研究成果。
第二节印尼历届政府减贫策略
印尼于1945年宣布独立，此后荷兰人曾试图恢复殖民统治，一些地方势力希望分离出印尼共和国，而国内政治在1967年以前多数的多数时间里混乱不堪。这使得很长一段时间里积贫积弱成为印尼基本国情特征，贫困是历届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
一、苏哈托时期
苏哈托上台后，印尼政府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整顿和振兴落后的制造业，并通过基于国家再融资的各种直接信贷计划，增加了对农业的公共投资。在这些举措的帮助下，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印尼的经济呈年均7%的快速增长。在这期间，印尼通过大幅度的经济增长，利用涓滴效应，实现益贫性增长，减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苏哈托时期，印尼的贫困率从1976年的40.1%下降至到金融危机前的17.3%，下降了22.8%，①成绩喜人。
但从图1-1中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前的苏哈托政府减贫效率呈现出由快变慢的趋势。在前期，印尼的贫困率下降十分迅速。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印尼的贫困状况严重，贫困人口基数大。在印尼年均7%的经济增长下，国家通过涓滴效应，实现了益贫性增长，减贫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在后期，印尼的减贫速度明显放缓。该时期苏哈托政府实行的效率优先政策，注重经济发展效率而不重视公平，发展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惠及部分群体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益贫性减弱，导致减贫效率降低。另一方面，苏哈托政府对贫困问题重视程度有限。贫穷问题直到90年代才被列为该国发展议程的首要任务。1995年出台的《印尼第六个五年发展计划（1994/95-1998/99）》中首次提及减贫和平等发展问题。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成为苏哈托下台导火索，也中断了减贫项目的实践。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印尼虽受影响最迟，但受到的冲击最大。在危机期间，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翻了一番，农村贫困人口增加了75%,①贫困率也上升至24.2%，②阻碍了印尼的减贫进程。
第二章印尼贫困现状与特点
第一节贫困分类和标准
一、贫困分类
（一）绝对贫困
关于贫困分类的方法多种多样，比较常见的做法是将贫困分为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绝对贫困指维持基本生存权力的生物贫困，定义来源于朗特里1901年的著作《贫困：城镇生活研究》（Poverty:A Study of Town Life)。朗特里按照维持生存的最低需要，认为一个家庭处于贫困状态是因为其收入不足以满足包括食物、住房、衣着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在内的维持人生存的基本需求。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马丁法将绝对贫困标准划分为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食物贫困线是指满足人生存需要的“购物篮子”的价值量，一般为2100大卡热量所需的最低金额；非食物贫困线是指满足人生存所需要的衣着、住房和医疗等费用，这二者结合起来即为绝对贫困线。
“绝对贫困标准因地点和时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带有明显的国别性和阶段性特征。”①现代国家在吸收绝对贫困定义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对绝对贫困制定不同的标准。如绝对贫困的“中国标准”为“两不愁、三保障”，即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住房安全有保障。印度的贫困标准为农村居民每天32卢比，约为0.41美元/天，城市居民每天47卢比，约为0.6美元/天；斯里兰卡的贫困线为每人每月4711卢比，约为0.82美元/天。在国际上，联合国将这一标准定为1.9美元/天。这一标准很低，但由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标准，联合国必须考虑一些极端贫困地区的情况。印尼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贫困问题突出。因此，根据本国的实际状况，在衡量贫困、识别贫困人口时印尼均采用的是绝对贫困的标准。并且印尼的贫困标准会根据物价重新核算，标准逐年提高。
第二节贫困态势与特点
印尼官方在衡量贫困时，采用的是满足本国民众生存最低需要的绝对贫困标准。因此，下文中所采用的贫困均指绝对贫困。
一、当前贫困态势自1976年首次公布官方贫困率以来，印尼借助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益贫性增长，并在政府的领导下实行大规模、有计划的扶贫开发活动以来，印尼在减贫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贫困率从1976年的40.1%下降至1996年的17.3%。直到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尼的良好的减贫势头才被打断，贫困率有了短暂的上升。但在1999年逐渐恢复。
在苏西洛时期，印尼的贫困率从2004年的27%降至2014年的10%，减贫成效显著。在此基础上，到了佐科时期，印尼的贫困率持续下降。直至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印尼贫困率不降反升，由9.22%上升至9.78%，贫困人口由2642万增加至2755万，消除了过去三年的减贫成果。印尼减贫工作遭遇沉重打击。在疫情期间，印尼不平等不断扩大，基尼指数从2020年3月的0.381上升到2020年9月的0.385。①失业人口增加了270万人。工人的平均工资比疫情前的平均工资下降了5.2%，75%的家庭收入下降。在全国范围内，所有家庭的平均支出下降了2.3%，支出中位数下降了3.1%。②在疫情的影响下，印尼贫富差距扩大、失业人口增加、家庭收入下降、给减贫事业带来不小的阻碍。
得益于印尼政府的积极应对，2021年印尼的减贫趋势已逐渐恢复。截至2022年9月，印尼的贫困率已降至9.57%，但相较于疫情前2019年9.22%的贫困率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农村的贫困率从2020年的12.6%下降至12.36%，城市的贫困率则从12.82%降至7.53%。③虽然印尼的减贫状况仍未恢复到疫情前，但总的来说，印尼目前的减贫趋势正在好的方向发展。
第三章 佐科时期印尼政府的减贫策略 .................. 24
第一节 推动包容性增长 ............................. 24
一、包容性增长理念 ............................. 24
二、印尼政府的相关举措 .................... 25
第四章 印尼减贫策略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 37
第一节 减贫中策略存在的问题 ......................... 37
一、减贫投入的边际效应下降 ............................ 37
二、减贫项目实施效率较低 .................................. 37
结论 ...................................... 45
第一章印尼减贫的历史回顾
第一节印尼的贫困成因
贫困作为困扰世界各国的发展难题，其成因是相当复杂的问题。针对该问题，众多学者试图从不同的领域来分析，如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发展学和政治学等。印尼的贫困问题由来已久，其成因可以从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制度因素角度进行分析。
一、自然地理因素
贫困发生学将区域发展障碍视为贫困发生的重要原因。一些具有区域特色的发展障碍，包括交通、通讯和市场设施不完善等人为因素，也包括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气候等自然因素会导致贫困。其中，自然地理因素是导致发展障碍的重要原因。人们观察到，一些地区的贫困现象特别突出，比如偏远的农村、地形崎岖的山区、交通不便的岛屿。针对这一现象，许多专家将自然地理因素纳入到贫困成因的分析框架之中，形成了“空间贫困理论”。该理论认为贫困的发生与自然地理因素息息相关，自然地理环境越差，相应的地理资本也就也低，反之，地理资本就越高。空间地理位置的禀赋不同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政治等在城乡之间、贫富人群之间的各种差别。①较低地理资本导致贫困群体自身发展能力不足，进而陷入贫困之中。
给印尼各个地区之间的交通来往和经济联系等都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印尼整体贫困水平较高的省份位于东部和东南部各岛，远离位于爪哇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其次，印尼各个岛屿内部多山地和丘陵，平原零星分散，数量稀少。受限于多山地和丘陵的地形条件，印尼部分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少，再加上有的地区降水不足，农业难以得到良好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无法有效提高。地形崎岖的地区，规划和发展难度也更高，不利于经济发展。同处于加里曼丹岛的中加里曼丹省和北加里曼丹省，前者地形以平原为主，后者以山地丘陵为主，后者的开发难度、花费的人力物力都大于前者，这种不平衡自然地反映在两地的贫困率对比上。因此，尽管印尼以林业、矿产和渔业等资源丰富而著称，但受制于地理环境和基础设施，相当部分资源很难得到充分的开发。再次，印尼位于世界上地质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地震、海啸、火山喷发等地质灾害频发，对部分地区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伤害。2004年由地震引发的海啸重创亚齐经济和社会，使亚齐的贫困率短时间内明显上升。
结论
印尼的贫困问题由来已久，其成因可以从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制度因素两个角度进行探讨。二者对印尼的减贫进程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长期被侵略和殖民的历史也使印尼未能为独立后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贫困交加是印尼的基本国情。最初印尼政府对贫困问题并不重视，几乎仅依靠经济发展带来的益贫性增长实现减贫，直达90年代才将贫困问题列为发展议程的首要任务。得益于强劲的经济增长和较差的贫困初始状态，在益贫性增长的作用下，印尼的减贫事业依旧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好景不长，亚洲金融危机打断印尼减贫的良好态势。哈比比政府当机立断，推出社会安全网计划以缓解恶化的贫困问题。瓦希德和梅加瓦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