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学论文，在笔者所选取研究的这二三十年间里，陈之迈以其坚实的政治学基础，以其卓越的人文关怀，为中国殚精竭虑，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不断为中国充实着属于中国的政治思想与制度，在政治碰撞与融汇的过程中提出了陈之迈式的本土方案。
第一章陈之迈的本土化思想
第一节陈之迈的本土化思想的起因
一、现实背景：国际形势的变化
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碰撞和当时的国际环境息息相关。陈之迈曾求学于国外，实地了解与体验西方政治文化，对于西方的政治思想与制度早已深谙。陈之迈个人的思想亦深受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民主”、“自由”等理念早已经深入陈之迈的政治思维逻辑当中①。结束学业归国之后，陈之迈也不忘继续了解西方的政治动向。三十年代陈之迈对于当时西方最新的政治著作先后有过数篇读书评论与论文，这些评论与论文涵盖了陈之迈对于国际形势的最新观察以及陈之迈对于西方前沿政治思想的探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战败，英美法等战胜国成为了世界的“主宰”，后者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制度。以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为标志，民主很快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后发国家与一战战败国）落地生根②。但很快在二十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民主的发展出现了阻碍，随着强权人物进入政治舞台，之前实行民主的国家又陆续抛弃了民主，重新开始独裁统治。二十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加剧了这一进程，不同的国家选择了不同的政治路径，也因不同的政治路径选择而承担着不一样的政治后果。意大利、德国等国家选择了法西斯制度，建立了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而英美则恪守民主价值，但其也在原来的政治架构上进行了补充——议会或者总统的权力得到了加强，其中最典型的即是罗斯福新政。同时，俄国于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且在三十年代成功实现工业化，与当时凋敝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联也是实行一党专政政治制度的国家，这与其他民主国家有着不同③。
第二节陈之迈的本土化思想的视角
一、提倡民主自由价值
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内容与维度，“价值”一词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内涵。价值有着主观与客观之说。客观价值论认为，万物都存在其客观的价值；主观价值则是指一切价值都起源于人，价值代表了人类世界的追求③。我们将目光投入民主自由价值时可以发现，民主自由是关于“人”的价值，其植根于社会文化当中，代表了人类社会的一般的价值取向④。在西方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之后，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开始在西方人类社会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传播。在价值维度之下，民主与自由这些人类最基本的观念被赋予了更多价值的解释与延展空间，同时，其也进一步作用于社会领域，为国家的建设与权力的实行提供价值性的保障。
民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但直到十八到二十世纪，世界上许多国家才争相建立起民主体制，先后成为了民主国家。在这些民主国家内，公民能够选举产生行政官僚，后者对前者负责；而自由更自不待言，自由作为权利的基础，是社会合法施用于个人权力的尺度①。在近代思想先贤的努力之下，民主自由早已经成为先发国家的共识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在如此共识的情况之下，不民主、不自由的政治实体被认为是“邪恶”的，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在民主的思想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合法的、有序的的民主国家为每一位学者所渴求；而保障民众的自由，捍卫民众的合法的价值利益亦为知识分子所希冀。陈之迈作为一个留洋学者，自身受到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程度非常之深；当涉及到中国问题时，保障民主自由的价值是陈之迈所有政治理论的思想理论基础。
第二章集权式民主：统治形式的本土化
第一节“民主与独裁”论战中对于统治形式的思考
三十年代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年代。内忧外患的政治格局使得部分学者对于民主产生了一种幻灭感，因此，他们也在对国家与民族的深层焦虑中开始思考与讨论何种政治统治形式才能救亡图存。以胡适牵头，各位学者针对民主与独裁的选择展开了一场大论战，纷纷发表了自身对于民主与独裁的观点④。民国时期的这场讨论不仅反映出当时的学者对于权力的不同偏好与考量，他们的观点也昭示着其对于中国前途的不同观念与看法。这些百家争鸣的观点为中国政府探索自身的前途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与方向。
在论战中，当时的“民主派”的代表有胡适、吴景超等人。胡适认为，民主应该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能够作为政权建设的缓冲①。同时，民主政治也是大众的政治，应该保障公民的参与政治的权利②。胡适作为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的代表，即使在战争时期，他也认为，中国的国家建设不应该以牺牲民主权利作为代价，国民政府应该采取和平的方式实行民主宪政以保障个人创造力的充分发挥，而不是在于实行以武力为后盾的专制政治压制个人自由的发展③。吴景超认为，民主政治应该是理智的，谁如果能够说服大众，那么他就可以成为执政者；同时，民主也应该是自由的，每一位公民都有赞成或者反对政府的权利，更有表达自身臧否意见的空间；其次，民主也应该是和平的，如果民众对于政府不满意，那么民众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获得赞同与拥护从而上台，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最后，民主应该属于大众，公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与义务，这样也就不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分别④。陈之迈在吴景超的观点上进行了补充。吴景超认为当时英国不存在“普选的权利”，选举的权利只被少数人拥有；而陈之迈则认为民主与选举权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选举权与否只与民主的普及程度有关⑤。
第二节本土化的统治形式：坚持民主与加强权力
学者之间的论战是其观点的抒发与表达，而民主与独裁这一讨论从来都是一个现实问题——当时的国民政府选择何种作为国家后续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命运，而民主或者独裁是否真的适用于中国，亦需要经得起政治逻辑的考验。空中楼阁式的讨论难以真正回应中国的关切，而从西方传来的民主与独裁是否真的用于中国，是否有“水土不服”的风险，这些都难以在形式逻辑上证实。陈之迈意识到了这一点，西方的民主也并非完全的适用于中国，而应该对其因地制宜进行本土化的改造。
一、坚持民主
我们必须再次提到，救亡图存是当时中国一个重大的主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逐步入侵中国，蚕食鲸吞中国的土地，中国人民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能力孱弱，难以在中国广袤的土地内实行有效的统治。而这也是对独裁与民主进行讨论的一大原因，何种制度能更好地应对当时中国的危急形势，能更好地实现有效的管理与统治，作为学者必然避不开这些关切。陈之迈立足于国情，他认为，在民主得到充分保障的同时也需要扩大政府权力，这是陈之迈在选择了民主作为统治形式之后的进一步思考。
民主有着天然的不可替代的优势。诚然，西方的三权分立的制度容易造成权力之间的推诿，部门之间的相互分割与制衡使得权力难以得到集中，从而影响行政效率。按照丁文江等人的观点来看，民主显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形势。而陈之迈却认为民主也能提高行政效率，独裁并不是高效的代名词。陈之迈认为，“独裁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摧残人民的个性，提高狭义的爱国思想，危害国际的和平，并且实行后效率不一定见得高①”。在民主政府中，战争之下的危机政府通过决议将议会的一部分权力割舍给行政机关，这不能说明议会的崩溃，反而证明了民主政府也有着效率可言①。独裁与武力政治并不适宜于中国，中国需要的是提高行政效率与对中国政府进行彻头彻尾的改良，以求符合当时社会实际与民众的需要②。根据现行的政治形势的观察，不实行民主政治并不是行政效率致命之伤③，因为民主并不会降低行政效率。我们可以看到，在陈之迈看来，民主有着良好的自洽性，能对现实危机作出及时而正确的反应与判断，当面对现实政治危机时，民主制度亦能够通过自身的变革提高效率。
第三章混合总统制：政权组织形式的本土化..................36
第一节政权组织形式的本土化................................36
一、现实经验：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优劣...........................36
二、理论渊源：陈之迈对于孟德斯鸠的评价...................37
第四章“强权”政党：政党思想的本土化.............................47
第一节中国政党的抉择与发展......................................48
第二节中国的独特政党.....................................49
第五章总结........................57
第四章“强权”政党：政党思想的本土化
第一节中国政党的抉择与发展
在陈之迈看来，国民党在建设自身的过程中对于其未来的取向并没有做出明确的选择：中国将来是要建设一个英美式的政党政治，抑或是一个意德式的一党政治，还是胡适先生所提出的无党政治①，现在毫无定论②。中国政党的发展，其来源于西方，也摆脱不了西方的模式。因此，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选择何种的模板对于国民党来说至关重要。而在诸种的模板中能否创造中国特色的模板，更加是陈之迈所关注的。
在国民党最初建立的时期，其更像是一个英美式的政党。在国民党成立大会时，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应该是一个在议会制度下的政党，其只是两个以上政党之一③（虽则孙中山希望国民党是议会内最大党）。在这一时期，国民党的选择似乎是立足于民主体制下的政党，在议会的框架之内，所有的政党能够自由的竞争席位，以获得在议会之内的大多数，成为执政党。在英美式的政党制度之下，新的中央政府无法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威来应付民族危机、改变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依附性地位,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国民党开始了自身权威的塑造④。自1924年改组以来，国民党便不再以成为议会政党为目标，而是采取了一党专政的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从师承英美转而师承苏俄，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