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学论文，本文通过对独立后菲律宾政党的制度化水平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当前，菲律宾政党的制度化水平较低，现有的社会政治环境不利于形成长期性的、稳定的、能真正发挥作用的全国性政党，大多数政党都不在乎实际代表权，只是把政党作为获得权力和利益的工具，缺乏有效的社会动员和深厚的社会根基，这种弱制度化的状态必然会对菲律宾国内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1导论
1.1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1.1.1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政治中，虽然许多国家的宪法没有明确规定政党在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地位，但是，任何一种现代政治制度的运作都离不开政党，都必须以政党为依托。的确，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政党政治的出现及发展带来了国家的进步和各方面水平的提高，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后发国家而言，在缺乏西式民主政治循序渐进发展土壤的情况下，政党政治的引入并没有带来期望中的发展。二战以后，特别是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兴起，一些后发国家面临着民主转型后国家建构的困难，以及国内政治的不稳定与待发展。于是，学术界对于政党政治的研究出现了向制度化研究的转向，政党制度化成为一国政治制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国政治持续稳定和发展的有力保障。同时制度化的政党还被认为是代议制民主良好运作的一个必要条件，制度化水平被认为是和民主质量相关联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政党产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角度来看，菲律宾是亚洲最早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但菲律宾在民主转型后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发展，相反，国家面临众多的发展问题，其国内的政治生态和很多后发国家相比，具有特殊性的同时又有普遍性。和很多东南亚国家相似，菲律宾有着较长时间的被殖民史，其独立后的政治发展与原宗主国有很大的联系。总体来看，菲律宾的政党政治在不断朝着多元化和民主化的方向发展，1986年在人民力量的推动之下，菲律宾民众走上街头，推翻了马科斯长达20多年的威权统治。此后，菲律宾的政党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马科斯执政时期的一党制转变成为现在多党林立的状态。虽然从表面上看，菲律宾的政党制度好像和西欧国家的多党竞争制有较大的相似之处，但是其国内的政治发展却显得格外艰难，究其原因，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党制度化程度与菲律宾的政治发展有很大的关联性。
1.2国内外研究综述
就目前的文献来看，虽然有很多学者都尝试从政党制度化的角度对一国的政党政治进行分析，但是大部分的研究都聚焦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国内外都很少有学者专门对菲律宾政党的制度化水平进行系统分析和阐释，大多数的研究都聚焦于政党制度化本身，包括政党制度化的涵义、政党制度化的衡量标准、政党制度化与民主的关系等方面，即使有一些学者对菲律宾的政党政治进行研究，也只是从菲律宾政党的特征、政党制度化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政党制度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等方面出发进行的分析。
1.2.1国外研究现状
（1）关于政党制度化涵义的研究
相比于政党政治的产生，学术界关于政党制度化的研究属于后发展领域，起步较晚，是西方学者在观察、对比后发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别是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兴起，学者们发现一些学习了西方先进制度的后发国家，不仅没有带来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相反国内出现了政治衰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学者们尝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其中，从政党制度化的角度去分析成为政党政治领域新的研究视角。一般认为Huntington是较早将制度化概念运用于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他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认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①。在他之后很多学者都对政党制度化进行了界定，比如Kenneth Janda将制度化概念的框架建立在大规模跨国比较研究之上，他认为制度化是政党内部和外部稳定的行为模式的程度②。AngeloPanebianco认为政党制度化程度，即政党内不同层级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③。Levitsky认为政党制度化原来的意思是价值输入，而不是组织上的纬度④。Mainwaring认为，“制度化指的是政治行动者对于其他行动者的行为有着清晰和稳定的预期”。⑤Vicky Randall and Lars Svasand认为政党制度化是一个行为、态度以及文化完整模式建立的过程，可以分为外部和内部过程⑥。总体来说，西方学者关于政党制度化的定义没有脱离政党组织性程度、稳定性大小以及价值观认同这几个方面的内容，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延伸。
2理论基础与衡量标准
2.1理论基础：亨廷顿和梅因沃林的制度化理论
亨廷顿是较早对组织制度化进行研究的学者，他所提出的四个衡量维度影响着后来诸多学者关于制度化的研究。简达在亨廷顿的基础上对制度化的衡量标准进行了细化，帕里比昂科主张从政党组织对内系统性和对外自主性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这与亨廷顿的复杂性和自主性相对应。Steven Levitsky从行为态度和组织结构角度出发，提出“价值注入”与“行为规范化”作为政党制度化的衡量标准。Svante Ersson和Robert Dix等学者从政党年龄、选举稳定性、立法稳定性和领导权更替等维度来衡量政党制度化水平。虽然这些学者力图从不同的角度对政党的制度化进行研究，但大多没有脱离亨廷顿的观点，因此，亨廷顿的观点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概括性。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梅因沃林提出他的制度化研究后，制度化考量的范围得到了扩大，梅因沃林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完善的衡量标准用以考量一国政党及政党体制制度化的水平，因此，本文将在亨廷顿和梅因沃林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适合于分析菲律宾政党制度化水平的衡量标准。
2.1.1亨廷顿关于政党组织制度化的观点
在亨廷顿看来，复杂社会的政治共同体主要依赖于该社会中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强弱又取决于其制度化的程度，他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一书中认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①。亨廷顿认为，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可以根据如下四个指标来衡量：一是适应性—刻板性，也就是组织和程序应对社会环境挑战并继续存活下去的能力。在他看来，组织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反之，适应性越差，越刻板，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并且在这个大标准之下，亨氏还主张从政治组织存续时间的长短、领导人的换代次数以及政党政组织职能转换灵活度程度这几个具体的方面进行细化分析。
2.2政党制度化水平的综合衡量标准：组织结构、自主性和社会根基
在综合亨廷顿和梅因沃林关于政党制度化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政党的组织结构、自主性程度、社会根基这三项衡量标准用来分析菲律宾政党制度化水平。这三个方面的衡量标准涉及到政党对内的组织结构本身、政党对外的自主性程度以及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衡量标准较为全面，并且对于研究菲律宾政党的制度化水平而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一是政党的组织结构。这一标准涉及到政党内部的组织问题，一个高制度化的政党，需要具备科学、健全的组织结构，且配备专门化、职业化的政治精英人物。主要细分为组织结构角色中政党精英录用是否规范、组织结构层级中中间及基层组织是否匮乏和组织结构运行中党内内聚力是否强大三个标准，这三个指标分别指向政党组织上层的政治精英，中下层的下属组织以及政党内部的运行状态，彼此之间具有一定的逻辑性。根据亨廷顿提出的内聚力标准，来对政党内部特别是精英层级进行分析，判断是否对政党具有认同感，是否出现转党换党的现象。同时根据亨廷顿复杂性的标准对菲律宾政党的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精英人物的确立进行分析，判断是否具有数量庞大的下属组织，组织之间是否分工明确，组织内部的精英人物是否具有职业化和专业化背景。
二是政党的自主性程度。这一标准涉及到政党独立性和规范性问题，指的是政党具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和价值，能够运用组织自身的价值吸引支持者，并且根据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前进方向制定政策，而不被其他个人或利益集团所干扰或控制。具体而言，政党的“自主性”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对内”的自主性，主要指的是政党组织与政党内的精英人物，特别是政党内部的领袖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政党过于依赖党内政治精英或者个别派系，那么它的自主性就十分受限，这一点对于任何国家都适用，当代政党都应该有其自主的地位和价值，而不应该沦为个别政治精英或者个别利益集团的工具。二是“对外”的自主性，这主要指的是政党与其他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甚至是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力量之间的关系。对于菲律宾的政治实际而言，政治家族在国内的影响举足轻重，同时，作为美国曾经的殖民地，菲律宾的政治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
3菲律宾政党制度化水平分析.............................2
3.1菲律宾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20
3.2菲律宾政党组织结构羸弱..........................24
4菲律宾政党制度化水平不高的原因..........................46
4.1殖民宗主国的示范作用..........................46
4.2社会势力的强大............................48
5菲律宾政党制度化的发展趋势........................55
5.1长期存在的弱制度化状态.............................55
5.2提升制度化水平的可能性分析........................57
5菲律宾政党制度化的发展趋势
5.1长期存在的弱制度化状态
独立后，菲律宾的政党长期保持着较低的制度化水平，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众民主意识的提升，菲律宾政党制度化的水平会有所提升，但制度化水平总体较低的状态在未来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