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三代导演的领军人物, 谢晋导演可谓是当代中国电影界的常青树, 他的艺术创作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21世纪, 留下了诸多观照时代、反思历史的经典影片, 构筑起观众心中永远的情感记忆与文化坐标。在谢晋电影与时代现实互为映照的历程中, 其影片的外在形态不断发生改变, 但内在的艺术品格———现实精神和戏剧表征的完美融合却贯穿始终。谢晋电影既秉持现实精神, 力图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 同时, 对社会现实的再现是通过极具戏剧性的表现形式实现的。
作为大众艺术, 电影要实现叙事、表情、达意的前提就是要吸引观众, 而戏剧性是电影能吸引观众的有效手段。电影中的“戏剧性”一方面保留了“依赖戏剧冲突推动和发展故事”① , 以虚构人物的表演为媒介激发感情和传达思想等基本内涵。
另一方面, 电影以其独有的表现手段突破了“戏剧性”的狭隘定义, 精妙的蒙太奇构思与生动的细节铺陈同样能营造动人心魄的“戏剧效果”。审视谢晋电影50年的创作历程, 可以发现清晰鲜明的戏剧表征是其导演艺术的重要内核, 主要表现在叙事的戏剧化、人物形象的对比性、视听语言的象征性等三个层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谢晋电影中的戏剧表征随时代主流话语和审美观念而衍变, 呈现出了不同的艺术形态。
一、 叙事的戏剧化叙事结构是一部影片的脊梁, 导演通过对叙事结构的宏观把握, 决定故事的讲述方式, 激发观众的情感体验,传达自我的人生体悟。“结构既内在地统摄着叙事的程序,又外在地指向作者体验到的人间经验和人间哲学, 而且还指向叙事文学史上已有的结构”。②回顾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 通俗大众文艺和好莱坞情节剧是构筑中国电影叙事传统的两大基础, 它们的共通点在于对“故事消费”文化心理的认同和依附。其特征可以归纳为讲述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 注重起承转合的艺术技巧, 合理安排悬念、铺设伏线、构成冲突, 以大团圆结局满足抚慰观众的心理期待。谢晋电影继承中国电影叙事传统, 遵循戏剧化的原则安排情节发展的叙述逻辑, 精心设计起承转合的叙事关键点,以集中强烈的戏剧冲突满足大众观赏心理, 带给观众心灵的冲击和视听的愉悦。
电影在时空表现上的自由度为“戏剧性”的开掘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也为叙事结构的戏剧化探索提供了方向。在处理影片的宏观叙事结构方面, 谢晋导演正是充分利用电影的时空交错, 在不同时态、不同空间、不同人物之间寻找彼此交融冲突的戏剧张力, 这种结构方式突破了舞台时空的局限, 以更为宽广的视野纵横历史, 审视人生。戏剧化的叙事结构不仅讲述着一段曲折传奇的人生故事, 而且被赋予传达哲理思考的功能。影片《牧马人》中, 董事长回国寻亲与许灵均草原生活两条叙事线索随着人物心理的触动回忆彼此交错。现时的亲情与隔阂、过往的苦难与依恋不仅时刻冲击着主人公的心灵, 也带给观众更为丰富的审美体验。面对出国还是回归的现实矛盾, 导演淡化客观因素, 将选择的权利付于许灵均心灵的自我省察。当他最终决定回归草原时, 也就寄托了导演冀望未来的信心。
在《天云山传奇》中, 导演更是有意识地采用心理叙事结构模式, “《天云山传奇》从小说到电影, 主要不是用一般的情节结构, 而是以人物的心理线索结构的”。③影片中,三个女性的视角构成了男主人公罗群的整体塑造, 也传达出导演对历史的反思。导演给三个女性赋予不同的叙事责任, “周瑜贞是好奇的发现和叙述性的探索, 她的旁白, 构成了影片的悬念。⋯⋯她所看到的是罗、冯的今天”。
“宋薇是悲剧性的回忆⋯⋯它展现的是反右运动及运动中的生活图景”。“冯晴岚是以给宋薇写信的形式而表达出深情的心声。⋯⋯她着重描述了反右运动以后, 她及罗群的苦难遭遇”。④由此, 同一事实在不同人的视角及叙述中深化,个人的态度和观念也引领观众反省事实背后的真相。如宋薇与吴遥结婚当晚, 冯晴岚冒雨来寻宋薇, 想要为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心, 肉体和精神都遭到极大苦难的罗群寻求帮助的场景, 就是在冯晴岚和宋薇两人的回忆中分别呈现。
宋薇的回忆中搀杂了吴遥虚伪而自私的阻拦, 但冯晴岚的回忆却触动到宋薇对自身软弱的痛悔。其实, 这恰恰是宋薇悲剧的根源。影片在三个女性中是以宋薇的视角为主线的, 表面看, 冯晴岚的死是悲剧的高潮, 也代表了导演对纯洁无私的爱的悼念和怀恋, 但在叙事的结深层构上, 宋薇对自身心灵的痛苦剖析才是悲剧的内核。她在爱情上的错误选择源自于个人对集体政治的无原则服从, 更源自其内心的利己本性。
当爱情和信念成为政治前途的交换物,当个人屈服于政治生活的扭曲时, 其灵魂已经蜕化成无力的空壳。影片在历史纬度上, 第一次触及到随波逐流者的“罪恶”, 在挖掘宋薇心灵痛苦与觉醒的同时, 也拷问到一代人的精神疮疤。谢晋导演的历史题材影片在处理叙事结构时, 也选择了清晰凝练的戏剧化结构方式来展开影片的故事。不过,历史题材对于追求“戏剧性”的导演来说, 是一把双刃剑。因为, 一方面, 历史固有的传奇性和陌生化能够激发创作者无限的灵感;
另一方面, 既定的历史事实和先行的人物定位也会局限导演戏剧化的想象。其纷乱庞大的时空体系和事件头绪也给导演宏观把握叙事结构, 实现“戏剧性”追求带来极大的难度。谢晋导演在1997年的历史大片《鸦片战争》中选择了他最为擅长的戏剧化叙事结构, 将历史写实和戏剧虚构融会贯通, 力图容纳纷繁复杂的历史头绪和形形色色的阶层刻画, 站在当代的角度, 重新解读百年前交织着耻辱与悲壮的中国历史。一边是奉旨禁烟到战争爆发的历史线索, 由此揭示琦善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与林则徐为代表的革新派、封闭自负的封建朝廷与扩张强大的君宪英国之间的重重矛盾;
一边是虚构的烟商何敬容父子与英商颠地之间的恩怨纠葛以及围绕烟花女子蓉儿衍生的爱恨情仇。这条叙事线索给予历史反思一个新的视角,在反映鸦片对社会基层深入毒害的同时, 也呈现了商品经济对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巨大冲击。而以林则徐为主导的历史叙事线索逻辑分明, 条理清晰, 尖锐的官场权力争斗、无奈的时代悲剧意识、壮烈的海战电影奇观支撑着影片的主体叙事。
二、 人物形象塑造的对立与比照在谢晋电影中, 人物通常生活在公共的政治空间, 他们的命运与政治环境的变迁紧密相连。导演尤为关注人物在人生关键阶段的大起大落, 而时间跨度也较长, 从激扬的青春到中年的沉痛, 谢晋电影往往通过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折射社会, 反思历史。因此, 注重人物命运的跌宕、反差、对比是谢晋电影中“戏剧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早期影片创作中, 人物命运被赋予鲜明的对比意识,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悲喜两重天既满足了观众对人物命运的“戏剧化”期待, 又形象而直感地传达着批判旧社会,歌颂新社会的教化思想。《红色娘子军》中, 琼花从女奴成长为独立坚强的娘子军战士; 《女篮5号》中, 田振华与林洁20年的爱情伤痛, 源于旧社会等级制度和家长专制的腐朽与残酷, 完满于新社会和平友爱的人情安抚, 两人在体育事业上的失败与成功、屈辱与自豪更是政治制度变革的历史写照, 蓬勃向上、明朗热情的新时代给予影片人物崭新的精神面貌和无限美好的未来。而影片《舞台姐妹》在人物设计上就贯彻着明确的对比意识。月红与春花同为舞台名优, 却走上了革命进步与腐化堕落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
影片初始着力刻画两姐妹性格上的差异, 为她们日后的选择铺垫了较为丰满的心理基础。如在唐经理的办公室, 成名三年却第一次领包银的两姐妹心态各异。春花是冷静淡然, 为艺术的纯净而拒绝出演《马寡妇开店》这类艳情戏, 月红却是虚荣贪利, 在纸上练签名。
这类细腻的性格刻画与人物命运的起落相辅相成, 带给观众真实的感动。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美学观念受到西方现代电影美学的冲击, 十年文革的惨痛经历也成为艺术工作者刻画人物、挖掘人性的文化积淀。谢晋正是在这个时期焕发出新的艺术青春, 拍摄了《芙蓉镇》等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兼备的优秀影片。其对人物的塑造秉持“戏剧性”的追求, 始终将人物置身于广阔的社会政治空间中加以观察和剖析, 人物命运设计也突破单一的政治定位模式, 而是向人性的复杂和多元性上进行深入的挖掘。
《清凉寺钟声》中日本弃婴狗娃在善良朴实的羊角大娘抚育下艰难成长, 在日本与生母相认后却最终选择回归中国。
其特殊身份和传奇人生促使观众站在一个新的角度再度审视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精神伤痛的侵略战争。战争残酷地屠杀生命, 扭曲人性;抚育异国弃婴却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敌视, 是对生命的本能尊重。
导演在影片中赋予羊角大娘接生婆的特殊身份, 寄托着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