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学论文，论文将数字化背景下主流媒体驻外记者新闻生产工作新常规总结为三个维度：微观层面的驻外记者身份认知、行为观念的变化；中观层面的主流媒体内部结构、生产流程的改造；宏观层面的他律约束下的策略突围。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缘起
一、研究背景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1]。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对外传播领域的建设与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该领域逐渐成为了治国理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国际传播相关议题也成为当前学术研究及业界探讨的热点话题。关于跨文化传播[2]、“一带一路”话语体系[3]、新世界主义[4]、社交媒体话语圈层[5]、人类命运共同体[6]以及新型主流对外传播媒体融合理念、“互联网+”思维等方面的研究，无不彰显出学界和业界对于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探索热情和迫切需求。
互联网的普及，无论是对日常生活，还是是对于国际传播来说，都是一场重大变革。We Are Social联合Meltwater发布的2023年全球数字报告显示：截止2023年初，世界人口已达到80.1亿，其中共有54.4亿人使用手机，51.6亿互联网用户。目前，全球已有47.6亿社交媒体用户，相当于全球总人口的60%左右[7]。可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国际传播受众群体与网民群体的重合度也越来越高。若考虑“二级传播”效应，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互联网的影响范围可扩展至全体公众。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也因此被视为当前最重要的国际传播平台。
第二节研究现状
顺应数字技术发展趋势，国际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各环节、各要素在微观国际新闻从业者因素、中观媒介组织与生产惯习因素，以及影响国际新闻选择与呈现的宏观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因素的多重影响下勾勒出新图景。由此，根据上述所涉及的领域和话题，下面将从驻外记者、新闻生产、新闻常规三个方面来对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爬梳和分析。
一、驻外记者
驻外记者是在国外媒体机构工作的高薪全职专业人士[1]，他们在向公众（有时向政府）通报外国事件方面起主导作用。大多数情况下，接受过特殊培训的他们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从海外办事处转移到另一个办事处或负责华盛顿特区的外交事务，且有自己的专业网络、新闻专业知识和奖励机制。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国际记者将自己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精英新闻专业人士群体是值得学术界关注的[2]。
国外研究所考察的驻外记者大部分的驻点为美国或是欧洲[3]，只有极少的研究涉及到该区域以外的外国记者活动，如对派驻在耶路撒冷、东京、肯尼亚外国记者的考察[4]以及对派驻在东南亚的外国记者进行考察[5]，使得这些关于驻外记者的研究被指责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早期对驻外记者的考察多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维度切入，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全景式地描述了驻外记者的从业年限、家庭背景、学历和职业态度等人口背景与职业性质特征。如Kruglak[6]、Wilhelm[7]以及Kliesch[8]通过分析驻外记者的人口统计数据，以衡量驻外记者团的规模是在扩大还是在减小。在Lambert的调研中，他向250名派驻在美国的外国记者邮寄问卷并收回111份样本。研究发现，派驻在美国的外国记者以男性（95.4%）为主导，平均年龄为45.6岁，一半以上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且80.9%的人己婚。他们大多选择在纽约工作，且四分之三的人是全职工作，均有较长的新闻工作经历，10年左右的驻外经历。尽管驻外记者需要面对无法计算的工作时长、不规律的工作时间、审查和“政治责任”，但在职业满意度方面，大部分的驻外记者表示较为满意[9]。
第二章身份认知：驻外记者的多重角色
第一节驻外记者的现状与特征
在新媒体蓬勃发展和不断壮大的今天，中国新闻队伍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从组成结构看，中国的驻外记者群体是指被派驻到海外对于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主要分为以下三类人：
一是中国国家级、中央级主流媒体（如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派往国外常驻的职业记者，也是本文关注的对象。这些主流媒体在海外不少国家设有分社或者记者站，每几年轮换一批，驻外记者一般都是在国内积累了数年工作经验之后，再派遣至国外。
二是中国部分市场化媒体/新媒体在国外的特邀撰稿人/独立记者。在海外设立分社/记者站的成本一般比较高，涉及购买、租赁物业等，有些国内媒体为了降低成本，会招募在国外生活学习的留学生、华人华侨担任特邀撰稿人/特邀记者。这批记者既有可能以写作为生，也有可能只是兼职写作，在业余时间为国内媒体供稿。新媒体发展起来以后，有些自媒体/微信公众号也会组建海外的撰稿人队伍，广义上说，他们做的也是类似于驻外记者的工作。
三是在遇到重大事件及突发事件时，国内媒体临时派往国外的“空降”短期采访记者。有些国内的媒体没有在海外设立记者站，但当国际上有大事发生时，也会临时组建报道队伍去国外采访。比如，国内有省级卫视会临时选派记者去报道美国大选、英国脱欧等国际大事。这类采访记者往往派驻时间短，每次仅在异国事发地短暂停留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
第二节驻外记者角色的想象与认知
数字技术已经深入运用于信息传播，深刻影响了信息生产、传输、消费与互动，牵引着当前新闻业在新闻采集、制作和传播等多方面的转型。尤其是技术环境的演进对传统国际新闻工作者及其所属机构产生的深远影响，已经成为研究数字时代国际新闻生产理论建构的关注重心。要想分析数字化语境下的驻外记者如何理解他们新的工作方式及其重构的社会功能，媒介角色认知是衡量新闻从业者职业意识的重要维度。正是国际新闻行动者通过对新闻媒介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看法，职业行为才得以实施，进而影响新闻报道的风格、内涵及媒体的社会功能[1]。关注驻外记者如何在不断变化的传播环境中重新定位自己、阐释自己职业的意义，进而探析记者的主观想象和认知在与客观的国际新闻生产常规互动协调中，塑造出了哪些身份认同。结合访谈材料，笔者认为当下驻外记者俨然已从曾经单一的政治“宣传者”转变为如下三种职业角色：重大事件的见证者、跨国交流的桥梁、同行的新闻榜样。
一、见证者
目击（Eyewitness）是一种强调和维护新闻报道真实性权威的文化实践[1]，它可以对事实作出断言，而记者的在场则是对事件真实性的一种“保证”。在这里，亲临现场的驻外记者起到了见证新闻事件发生、提供“真实话语”和塑造受众真实认知的关键作用，故而可以统称为国际新闻事件的“见证者”。
无论是在电视、电台、报纸还是在各大媒体客户端、网站上，我们总会看到新闻消息的开头有着“见证新闻”真实性的话语。例如，“新华社莫斯科6月21日电”“据悉”“我现在正处在”，以此证明受众眼前的这条新闻并非媒体杜撰。而国际报道的地域阻隔又使得“在场”的意义尤其显著。“我们特别强调驻外记者的价值就在于驻外。作为驻美的中国记者，中美关系是我们在那一直密切跟踪的一个方面。除了白宫、美国国会、五角大楼……凡是涉华的报道都关注之外，在华盛顿有很多智库，凡是智库的研讨活动，和中国有关，或者是中美关系的，我们再忙再累也会安排记者去，一定要在现场进行现场报道。”（A16）驻外记者作为重大国际事件的见证者，经常拥有第一时间奔赴国际事件现场或者近距离采访和报道大咖、政要、名流、行业领袖的机会。“像采访巴西前总统卢拉、伊朗坠机事件，很多人、很多专职记者，一辈子都赶不上种事情。”（A1）而这份职业所带来的意义感，正是驻外记者群体以此为业的信念支撑。就像美国《骑士报》欧洲新闻处记者马特·斯科菲（Matt Schofield）在谈及驻外记者的职业时所描述的那样，“我从这个工作中得到的最大的成就感，就是那些影响世界的大事发生时，我就在现场，能够见证它们。”
第三章 流程再造:国际新闻生产的提质与加速 ....................... 23
第一节 新理念:从“内外有别”转向“内外弥合” ................................. 23
一、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理念 ................. 23
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 24
第四章 观念革新:影响国际新闻生产的中介因素 .................... 32
第一节 组织压力 ........................ 32
第二节 同行竞争 ............................. 33
第三节 专业追求 .................................. 34
第五章 场域调适:数字化国际新闻生产的生态建设 ........................... 37
第一节 政治控制与策略突围 ....................... 37
第二节 经济资本与资源延拓 ............................ 39
第三节 文化差异与信任合作 ......................... 40
第六章结语
笔者尝试运用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中的惯习、资本、策略等概念，对中国主流媒体驻外记者这样一个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进行分析，考察技术促逼媒体融合情境下驻外记者新闻生产工作的新常规。
互联网时代数字技术全方位嵌入和改造新闻生产的背景下，数字技术的接入成为新闻场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