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学论文，笔者通过探索地理媒介如何在特定地方发挥作用，我们深入洞察了地方的多维面貌，为未来的地理媒介和建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一研究为我们认识媒体与地理的共同构建提供了新的视角，推动了地理媒介理论和建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选题背景
周恩来总理曾说：“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周恩来总理要求带十部纪录片放给国际友人看，第一部就是《红旗渠》。①红旗渠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特殊时期建设于南太行林虑山上的地理媒介——水利设施，红旗渠曾经被媒体广泛报道。
2011年3月7日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地方审议时指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这一讲话指出红旗渠这一地理实体所具有的重要符号意义。2021年9月，中宣部公布了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红旗渠精神名列其中。作为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2022年10月28日上午，党的二十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国内考察，先前往延安，紧接着专程考察红旗渠，在红旗渠他强调红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永远震撼人心。他指出，红旗渠就是纪念碑。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红旗渠作为纪念碑”，不仅指出红旗渠物质实体的本质，这种物质实体是以地理媒介的形式存在的，又点明红旗渠具有独特的文化功能——纪念，并从中升华凝结出了红旗渠精神。总书记的讲话彰显了红旗渠以及红旗渠精神的重要意义，也为红旗渠媒介地理的建构研究指明了方向与道路。
因此，以红旗渠为切入点，通过将红旗渠精神投射在具体可感知的空间实体中与地域空间内，考察其作为地理媒介参与建构和被建构的过程，梳理作为纪念碑的红旗渠精神的源流，以期为红旗渠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扬作出贡献。
1.2研究问题及内容
1.2.1研究问题
人文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创始者拉采尔把流通比作是“空间的主宰”，它使得地理空间成为“活的空间”。这里的“流通”并不仅指交通，而是同时包括交通运输和信息传播。①若依据麦克卢汉的观点，房屋、道路，交通工具等都是媒介。他们共同构筑了各种空间、地点、景观。红旗渠也是一种媒介，是人为开辟的水的通道，其本质是空间，但也具有媒介的属性。本文以媒介化建构作为指导理论，以作为地理媒介的红旗渠为研究对象，将媒介地理学中人文地理理论中的“媒介中的空间”、“媒介中的地方”和“媒介化建构”作为指导理论，深入分析红旗渠作为地理媒介的媒介建构历程，这包括作为地理媒介的自我建构和被第三方媒介被动建构的双重历程。探讨作为地理媒介的红旗渠媒介化建构与红旗渠精神的关系，着重分为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1.红旗渠渠道及其附属建筑能否作为地理媒介并如何参与到媒介建构中来？空间与地方怎样影响和如何参与红旗渠媒介建构？
2.媒体在红旗渠媒介化建构中的作用？红旗渠如何通过媒介化建构实现从实体基础设施到精神符号象征的转变？空间和地方在红旗渠建构成为纪念碑这一历程中的作用？
第二章相关概念梳理和理论基础
2.1红旗渠、地理媒介的概念解析
2.1.1红旗渠简述
红旗渠的位置在河南省的林州市（原林县，1994年撤销林县设立林州市）境内，开凿于太行山腰，西起山西省平顺县石城镇的浊漳河侯壁断下，红旗渠干渠、支渠和斗渠一共长1500余公里，红旗渠灌区是全国的大型灌区之一。红旗渠不仅是一条水渠，它还包括集中在一个地理单元之中的主干渠、支渠，以及延伸出的众多的附属建筑，如渡槽、石碑、纪念馆等与红旗渠形成地理联系的物质实体。
1960年2月红旗渠工程上马，1965年主干渠通水，至1969年7月6日，举行庆祝红旗渠水利工程全面竣工大会，红旗渠工程历经十年岁月。林县人民坚持苦干十个春秋，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人造天河”红旗渠得以面向人世。
2.2地理媒介和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
20世纪60年代，托马斯·卢克曼和彼得·伯格两人共同出版《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将社会建构主义的框架带入社会学领域。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中讲到：人类并不是在静态地认识和探索外在的客观世界，而是通过这个认识过程，不断地建构着现实世界，同时它还解释了一种“社会建构”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
在伯格和卢克曼之后，建构主义成为一种反实证主义的学术思潮，并向不同学科领域扩展。但是有学者也提及某些社会建构论者——如伯格和卢克曼（Berger andLuckmann，1966）——在过分强调“语言是行动的经验性工具”的过程中，普遍忽视了传播（Knoblauch，2013b，P．298）。因此，他们的研究路数很难理解通过媒介进行的各种各样的交往实践。相反，伴随着深度媒介化，当新的中介化传播形式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时，忽视传播作用的那种做法的不足之处就更加明显。传播学者詹姆斯·凯里（James Carey）也提出，“现实无法独立于语言而存在，语言也不是对现实的直观写照。实际上，传播通过符号的建构、理解和运用生产了现实，造就了现实的存在。”这种观点有着浓厚的哲学根源，包括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对文化的文本化理解、欧文·帕诺夫斯基（Erwon Panofsky）对图像深层意义的解读，厄恩斯特·卡西尔（Emst Cassirer）的符号论、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对景观的道德和审美分析、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风景的批判、安托尼奥·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知识权力的揭示以及罗兰·巴特对日常生活的符号分析，文学批判也对这一思想脉络作出了贡献。
第三章 再造地方:红旗渠地方感建构历程 .................... 22
3.1 红旗渠地方感建构的历史 ......................... 22
3.1.1 红旗渠自然特征与地方感建构 .................... 22
3.1.2 红旗渠“荒旱碑”与地方感建构 ......................... 23
第四章 空间生产:红旗渠的媒介物质性表达 ................. 28
4.1 红旗渠空间的感知、标记与取用 ........................ 28
4.1.1 红旗渠空间的感知 ..................... 28
4.1.2 红旗渠空间的标记 ............................. 29
第五章 符号赋能:红旗渠再地理化建构 ............................ 36
5.1 媒介化建构:集体记忆的书写 ...................... 36
5.1.1 红旗渠地方集体记忆的生成 ......................... 36
5.1.2 红旗渠空间集体记忆的生成 .................... 41
第六章结论与讨论
6.1作为传播与符号的红旗渠
6.1.1传播即“流动”：地理媒介红旗渠
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传播”却遗忘了“交通”，失去了对这一重要日常经验提问的能力。传播研究的偏向不仅遮蔽了交通之于交流的影响，也忽视了传播的诸多过程性因素，如地理、身体和基础设施等。但是传播并非单纯指代以电报、电话和电视为代表的媒体传播，更广泛地指涉为“流通”。斯宾塞曾将社会分作生产、流通和控制三个系统，其中道路、运河、铁路组成流通系统，在社会中承担着营养配送的功效，而我们所日常使用的电报、邮政和报纸等则构成信息传播系统。但是伴随着经验学派的崛起，传播更多地指涉信息传播系统，而流通系统则被淡化出传播的范畴。换言之，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传播”，即“communication”，早已丧失了最初提出时的本意。麦克卢汉（2000：34-35）就曾撰文批评说，传播研究只对媒介的内容感兴趣，而忽视了媒介的性质——“消除人际组合的时间和空间差异”。他举例说，对人类关系有重要影响的电光源，“从未引起人的注意，正因为它没有‘内容’”。
作为地理媒介的红旗渠的传播活动，也即红旗渠作为水资源的渠道的运动与流通，让传播回归到“流动”这一流通系统的本意。列宁曾指出：“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能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①水的运动就是流动，离开流动我们将无法认识空间，无论哪一种流动——光、声、人、疾病、商品、讯息，等等。没有流动，空间根本无法存在。红旗渠作为水资源流动的渠道空间，盘旋在太行山上，勾连着空间与空间、地方与地方，作为地理媒介，其本身兼具了“传播”的属性。具体而言，传播的意涵中不仅包括电报、广播等“媒介”，还包含道路、运河、铁路等“交通”。再进一步说，“流通”更接近于我们现在谈论的传播。①红旗渠作为水资源流动着的渠道空间，联通地方与地方，天然具备地理媒介的空间和地方两大基础属性，因此红旗渠可以作为“流动”着的媒介参与到建构中来。
结语
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传播”却遗忘了“交通”，失去了对这一重要日常经验提问的能力。传播研究的偏向不仅遮蔽了交通之于交流的影响，也忽视了传播的诸多过程性因素，如地理、身体和基础设施等。本文将红旗渠视为地理媒介，思考红旗渠作为“传播”媒介的“交通”，不断被建构并最终成为一座纪念碑的过程，从空间、地方和媒介的角度思考红旗渠从物质到符号的演变过程，以及红旗渠精神对当下和未来的影响。
红旗渠作为纪念碑，其中所折射的红旗渠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一部分。通过研究红旗渠可以对其从物质实体到精神符号的演进过程进行考究，并且一定程度上对本土理论进行补充。地理媒介强调了红旗渠这一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