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学论文，本研究将“苏报案”新闻史与“传播型构”理论相结合，将舆论过程中看似毫无关联的新闻报道、案件情节、人物群体、媒介形态、地理空间、传播实践、知识思想变迁的内在相互关系彻底揭示出来。
第一章“苏报案”舆论概述
第一节“苏报案”舆论形成背景
“苏报案”并非一起自然、孤立的上海报案，而是在反清民主革命历史背景下由一系列接连发生的事件所共同推动的产物。理解案发时的舆论环境和社会背景是研究其舆论问题的基础。戊戌政变后，革命热潮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租界言论自由庇护下，新闻业、教育业蓬勃发展，上海逐渐成为近代舆论中心和新知识分子聚集地，共同型塑“苏报案”的舆论环境。在学堂改革和拒法拒俄学潮下，“爱国学社”建立，开办张园演说会，改版《苏报》，广开激进言论，致“苏报案”发生，促成舆论爆发。
一、从戊戌中走来：由改良转向革命的社会背景
“苏报案”生发于20世纪初革命党人事件期间，其舆论背景最早可从19世纪末戊戌变法失败说起。彼时中国处于辛亥革命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远东和大陆上民间起义不断。1900年，以唐才常为首的自立军联合会党在上海张园宣布反清起义[75]。经此，大批爱国志士立场转向革命，批判保皇，其中包括多位“苏报案”涉案人员，他们的早期革命立场亦来源于此。除章太炎、沈荩参与自立军起义外，梁启超同门师弟龙泽厚也位列其中。他在康、梁逃亡后独自留在上海，积极参与张园集会演讲，主持革命报刊[76]。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在各省缉拿叛党分子和革命志士，故在“苏报案”中，最初引起清廷关注的并非《苏报》，而是作为康党逃犯的龙积之。案发后，查办官员将爱国学社的张园演说会和办《苏报》活动诠释为唐才常起义的翻版[77]。
此时，处于强弩之末的清廷与资产阶级改良派遭遇深刻的合法性危机。积重难返，深遭民怨，革命排满舆论环境日盛。张之洞先后查禁《清议报》《天南新报》等“悖逆”报刊[78]，以“诋毁慈圣，有碍邦交”之由要求约束日方对《国闻报》《中外日报》《汉报》等报刊的保护，《苏报》因挂日商招牌也在其中[79]。以上便是《苏报》与“革命报案”的最早关联。
第二节“苏报案”舆论演变过程及特征
“苏报案”舆论发展是一个长期酝酿且影响深远的过程，是各主体通过话语及行动进行复杂互动的结果。以往研究多将“苏报案”舆论局限于案发后且分开讨论。但新闻、舆论与事件环环相扣，如孤立考察则难以认清舆论真实全貌。本节充分梳理三者时间线并加以整合，厘清“苏报案”舆论发展变化的整体过程，从关系性的视角洞悉舆论特征。
“苏报案”舆论的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舆论生成期，即潜舆论期，1903年6月至1903年7月，为《苏报》“大改良”至会党抓捕，议题围绕爱国学社革命活动、张园演讲、《苏报》改良、会党抓捕展开。二、舆论扩展期，即显舆论期，1903年7月至1903年11月，为“苏报案”案发至判决前，集中报道“苏报案”始末及各方交涉情况，在“沈荩案”发、租界拒绝移交中达到顶峰，就此展开持续性讨论。三、舆论作用期，即行为舆论期，1903年12月及以后，为“苏报案”最终判决及判决后[91]，舆论力量催生新革命活动。各阶段存在明显区分性①。
总体上看，“苏报案”的舆论话题自“拒俄”运动和《苏报》改良起，围绕事件发生演进不断深化，影响改判后持续发酵，参与民主革命进程。“苏报案”的舆论呈现为由隐蔽到明晰，由分散到趋同，由国内到世界的变化特征，在“沈荩案”发后达到高峰期，倒逼事态走向。新闻报道数量、主体和多样性随事态变化起伏，话语立场逐渐趋于一致，三者协同动态，持续演进。（舆论发展阶段时间线完整对比表详见附录1）。
第二章“苏报案”舆论引导框架及话语策略
第一节“苏报案”舆论引导框架
框架是人们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认知基模”，被置于特定建构的现实的意义体系中[130]。作为舆论机关的近代报刊，以报道框架形成“苏报案”舆论引导框架的主体。新闻报刊以主导性意志，以媒介手段对现实世界的信息进行选取、加工、框定和强调，干预公众对事物的认知和态度，形成对于舆论的引导[131]。
在“苏报案”报道论说话题中，“Supao Case”及“苏报（案）”出现频率最高，共88次；围绕案件本身多次出现的关键词有“Sedition（诽谤）”“Tria（l审讯）”和“Execution（行刑）”，共35次。名词多为“Reform/Reformer(s)（改革/者）”19次和“革命党人/新党/会党”38次，其次为“Editor(s)（编辑）”10次，“报馆”7次和“Freedom（自由）”3次。以主体划分，频次较高有“公使”“辜鸿铭”“会党”“Dowager（贵妇，指慈禧）”“总领事”“工部局”“政府/Government”和“国民”，地点词则包括“Shanghai/上海”“Chinese/China/中国”“北京”和“美国”。重复出现的动词、形容词为“Against（反对）”“Torture（折磨）”和“Barbarous（野蛮的）”此类负面、冲突性词汇。总体来说，“苏报案”舆论框架体现出话题清晰、视角多元、主体丰富、情绪鲜明的特征，以“苏报”为核心对象，围绕共同的革命话题，展开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子框架。
一、以《苏报》为核心对象
“苏报案”舆论中，《苏报》（Supao）作为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它既是本案新闻舆论的核心对象，也是议题框架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决定了“苏报案”舆论的引导方向，奠定了相关话题讨论的延展性基底，形成本案舆论引导框架的基础。
中外新闻舆论将“苏报案”界定为革命党人（或畅言革命的改革派报人）的政治性诽谤案件自有渊源。它们以《苏报》言论为基点，延申议题引导舆论。“苏报案”舆论的定性和表态以《苏报》本身取向特征为基调，可在几次改版中窥见端倪。1896年至1900年，《苏报》创刊以来主要刊登市井琐事和作奸犯科的社会新闻，甚至闹出因为黄色新闻与法租界发生纠纷之事。其栏目、版式单调呆板，与当时民间普通大众报刊定位一致。陈范接手后，在栏目和版面编排上多次修改。去“圣谕恭录”“上谕电传”，增设新闻、时论、学界风潮专栏。章士钊主笔后，共发表5次“告白”，对应改版的几次举措（详见下表）。
第二节舆论引导框架中的话语策略
舆论不仅是公开的言语，更是一种态度，通过一定技巧唤醒人们想象感情，将舆论客体与公众既有认知体系相联。从共性上说，以报刊为主导的新闻舆论普遍通过原型标签、搭桥、召唤、互文等手段，将公众头脑中已然潜在的关于现实社会的观念、信条引至舆论客体认知，形成引导框架的话语策略。以上策略在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框架中结合使用，各有侧重，突出清廷残暴腐败、革命者受迫害、革命进步救亡图存等话语特征。
一、原型标签引起同情
李普曼说，人们感知未曾经历过的事物的唯一方法，就是在脑海中为这件事勾画出象征图景（symbolic pictures）[172]，“图像始终是传递思想的最确凿方式，比起这种方式再次一级的是能从记忆中唤起图像的词语[173]”，在本案舆论中体现为原型和标签。
“苏报案”的人道主义框架之所以有效，获得中外一致支持，得益于外报将西方原型引入框架。“陌生的事物是不可能辨识的，我们首先识别到自己文化中已经定义的东西，然后倾向于根据文化在我们脑海中建立好的刻板印象去理解这些它们[174]。”《字林西报》把“苏报案”与英国伦敦的Alsatia案联系在一起，“决不能成为上海租界的Alsatia[175]”。引入外国人熟知的案件，唤起在本地的外国记者不受保护的记忆，呼吁庇护革命党人的权利和自由。为凸显慈禧太后的残暴，《纽约时报》将慈禧比作希腊神话中的女妖Harpy[176]，将她比作传统的暴君、篡位者，特别热衷进行残酷和骇人听闻的暴行，以此让读者感同身受，代入故事中进行情感调动，说服更多读者反对嫌犯移交，形成舆论压力。
此外，西方人道主义框架突出受害者的“新闻记者”身份，强调“独立”“自由”，产生同行共情。随时间推移，《字林西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对《苏报》主笔及涉案人员的描述指称从“记者”到“持政治立场革命的记者”“主张改革的新闻记者”，和“中国的改革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177]，把舆论客体与西方新闻自由观念联系在一起。西方舆论一致重申，“公民骂政府、直呼皇帝名讳不构成犯罪。相反，它是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体现，而不是刑事重罪”。以西方社会公众头脑中的“刻板印象”构建章邹、沈荩的身份，舆论客体被有效地标签化为“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的热心爱国的学生和记者。沈荩被报道为“惨死的新闻记者”，“苏报案”也被西方社会视为“野蛮的清政府公开打压报业和言论自由”的表现。
第三章 “苏报案”舆论行动者群及关系网络 ......................... 55
第一节 新闻报刊网 ........................... 55
一、新闻报刊网形态特征 ........................ 55
二、新闻报刊网动态互动 ............................. 63
第四章 “苏报案”舆论的空间传播实践 ..................... 75
第一节 舆论扩散的传播地理条件 ............................... 75
一、租界:型塑“苏报案”舆论的宏观环境 ...................... 76
二、“苏报案”舆论中行动者群的地理位置关系 ................ 77
第五章 “苏报案”舆论型构的深层结构 ....................... 106
第一节 舆论主体:晚清新型知识分子共同体 ....................... 106
一、从传统精英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