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学论文，笔者通过前文研究可以发现，在每一个时期，《大公报》与同行之间关于对方办报实践的评价有褒有贬，并未出现一边倒的情况，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同行眼中，每一时期的《大公报》有其优点，也存在不足；《大公报》评价同行的焦点则落在新闻界所存在的问题上。
第1章绪论
1.1研究缘起
1902年6月17日创办的《大公报》是中国新闻界唯一创刊逾百年的报纸，被方汉奇誉为中国新闻界的“老寿星”，中国最具含金量的世界级品牌之一①。胡适曾评价其为中国最好的报纸②，周恩来总理称赞它“爱国、抗日”。③《大公报》历经了四个阶段，分别为英敛之时期、王郅隆时期、新记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如今在香港继续出版的新生时期。英记时期的《大公报》被冠以“敢言”美誉，王记时期国际通讯出色，新记时期为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典范，新生时期则是一份人民的报纸。
上述政界、学界对《大公报》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但作为新闻界一员的《大公报》，报界同行对其评价如何？这是以往研究被忽略的。
搜寻相关资料不难找出些许资料片段，如1902年在《大公报》创刊号上，《大阪朝日新闻》特派员牧卷次郎为其祝词，称其“宗旨可谓大且伟矣”④。此后不久，梁启超评价该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日报进化之一级”⑤。1935年，《晶报》盛赞《大公报》锐意改革创新，预言其“将成华文权威报”⑥。1941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荣誉奖章，《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此为“报界的光荣与责任”⑦。
上述只言片语为国内学者研究《大公报》时的叙述性材料，且引用的多为正面评价文本，其中是否存在研究者为证实论题而回避相关负面评价的情况？
1.2文献综述
1.2.1《大公报》与报界同行的互动评价研究
林语堂将1895至1911年称为中国报刊史的“黄金时代”②。这一时期，中国报业迅速发展，报人群体意识萌发，“报界”“同人”等词语开始屡屡见诸报端。1902年，《大公报》在创刊词中谈到，“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励，坚善与人同之志，扩大公于我无私③”。报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也标志着晚清报人群体意识日渐觉醒④。1903年《大公报》发表文章称，记者应该“以当清议重任，唤起特别精神”⑤。这不仅是《大公报》对“本馆报人”的自我规定，也是对“彼辈”报人所寄予的深切希望⑥。到民国时期，关于新闻界的互动研究，学界多结合“新闻共同体”这一概念，考察新闻行业内部的竞争、冲突与融合。武志勇、周尚志围绕镇江《江声日报》事件、上海报学社等个案，阐述了上海与江南新闻界共同争取言论自由的互动联合①。郭恩强从新闻的职业共同体角度切入，系统分析和考察了新记《大公报》职业意识的形成②。
此外，学界多以个案形式研究《大公报》与报界同行的互动。张继木分析了1935年底的《大公报》禁邮事件，认为全国报界的舆论压力、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的提案呼吁以及稍显平静的华北局势，共同为该报解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③。吴廷俊、沈静在研究南京政府前十年的报刊生存状态时提到，为争取言论自由，《大公报》与其他报刊合作进行数次舆论抗争，在此之后，蒋介石才发通电开放“言禁”，鼓励报界“尽情批评”政府“弊病”④。
关于近代我国报界同行互评的相关研究，集中于更为宽泛的“媒介批评”领域。20世纪末，“媒介批评”概念被引入国内，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媒介批评是伴随着现代报刊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现代报刊的广泛发展为我国媒介批评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土壤⑤。其中，“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媒介批评体系的开端⑥。胡正强认为，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媒介批评活动的国家⑦，我国现代媒介批评从1901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⑧。胡丹曾系统研究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⑨。上述有关中国媒介批评史的研究中，均或多或少地涉及报刊对于同行或自身的批评，包括《大公报》在内。
第2章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与同行互评（1902-1915）
2.1《大公报》视角下的新闻界
英记《大公报》试图以“大公无私”为标准评价报界，多次发表论说，宣传阅报之好处。在该报眼中，彼时的报界堕落黑暗，存在许多问题，亟需改变。与之相应，它提出理想的新闻界应当具备政治与社会双重功能，即监督政府，启发民智。
2.1.1堕落黑暗的新闻界
《大公报》对当时的新闻界评价极低，称其“堕落黑暗”，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报人龌龊，糊涂满纸。清末新政后，华文报馆日渐增多，但大多“杂乱无章，毫无纪律”④，主持报馆笔政者未必通晓新闻学识，报馆经理主事未必深谙报务。《大公报》认为，报界主笔“耳聋”“目瞽”“心盲”⑤，他们利害不明，是非不分，打着“兴利除弊”的宗旨，办着“诱嫖诲淫”的报纸。1914年6月1日刊载的社论《说报》一文，讽刺新闻记者以“卑鄙龌龊”之身，滥用“厕笔”，自削“清议之席”①，毁坏报界声誉。报人品行的低劣致使报纸内容不是婆媳吵嘴、夫妻打架等零碎小事，就是“诲淫诲盗”等苟且下贱之事。②更有甚者，罔顾报纸“开通民智，增长见识”之本职，刊登类似“毒蛇为大王”的愚民报道③，迎合民众迷信心理，荧惑听闻，邪辟不堪。糟糕的报纸内容所传达出的价值观念不利于社会发展，不仅起不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反而“污染”社会风气。为了与上述报纸相区隔，1905年7月17日《大公报》发表公告称其一直以来“体例谨严，宗旨纯正”，声明今后拒绝刊登一切“吟咏娼妓之作”④。
其次，收受贿赂，制造谣言。清末民初新闻界收受贿赂的现象并不稀奇。《申报》曾于1913年登出湖南省部分报纸收受政府津贴的统计表格，计有27家报纸时常接受政府津贴，金额在400到1万元不等。⑤对此，《大公报》多次发表闲评，讽刺新闻界拜金主义之风盛行⑥，不少报纸奉金钱为“圭臬”⑦。在1907年5月23日发表的论说《论报界之堕落》中，它批评报纸将新闻道德抛之脑后，肆意收受贿赂，翻云覆雨，颠倒黑白⑧。报纸收受贿赂后，要么逢迎巴结官场，甘做“聋哑报馆”或党派喉舌⑨，要么炮制谣言，“挟嫌诬蔑”⑩，损人名誉。1913年6月3日，《大公报》发表一则闲评，称报纸在金钱主义的驱使之下，放弃天职，在国民党与进步党之间站队，“御用”“匪用”轮回变化，陷入“笔墨之报复”，实为报纸之厄运。⑪而对于谣言漫天的状况，《大公报》发表邵天雷的论说《辟谣言》指出，中国已成“造谣世界”，报纸被有心之人利用，沉溺于捏造、散播谣言。为此，《大公报》呼吁国人保持清醒头脑，“澄观事理，熟审物情”，莫被谣言利用。⑫
2.2同行眼中的《大公报》
由于收集到的报业同行评价英记时期《大公报》的文本仅6篇，故笔者结合当时报界同行报道该报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这一时期同行对于《大公报》的评价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高度赞扬者与批评质疑者兼而有之。
首先，议论精切。1900年，在《清议报》发行100册之时，梁启超发表长篇论说，提出了判断报纸优劣的四项标准，即“宗旨定而高、材料富而当、思想新而正、报道确而速。”④1902年10月2日，《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国闻短评，总结了国内报界近一年的发展情况，提到新创办的《大公报》时，称其办报有特色，言论有新意，“实可称日报进化之一级”⑤。次年12月，《新民丛报》在时评中再次提到《大公报》，称其记事简括，一语中的，不掺杂无用之事。在新闻评论方面更是尽善尽美，不见外行语，固有的专用名词都用西文或者原文进行标注，可以算得上“日报中之创格”。文章还以《大公报》为正面例子，对上海各大日报的主笔提出办报意见，希望各报爱惜羽毛，选择正当题材，谨慎发表文章。能得到“舆论娇子”、报界领袖梁启超的称赞与好评，除二者立场趋近外，实有过人之处。报界同行除了对英记《大公报》进行整体评价以外，还较为关注该报的评论文章。1904年6月，上海《时报》三次转载《大公报》有关时局的评论，并特别提示称“《大公报》议论记事素以精切著”，文章内容言辞恳切，故转引此篇评论以供读者阅读。《时报》还称，创刊仅两年，《大公报》便成功获得著名报人和业界大报的认可。①《圣教杂志》曾评价说，《大公报》沿袭一贯的办报风格，“敢言”本色始终未变，声誉日著。②
第3章 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与同行互评(1916-1925) ................ 17
3.1 《大公报》视角下的新闻界 ...................... 17
3.1.1 营营汲利的新闻界 .............................. 17
3.1.2 新闻界的职责 ........................... 18
第4章 新记初创及发展时期的《大公报》与同行互评(1926.9-1936.9) ................... 22
4.1 《大公报》视角下的新闻界 ................................. 22
4.1.1 续刊前的旁观者视角:党卖私盲 ................... 22
4.1.2 续刊后的当局者视角:业务不精 ..................... 23
第5章 新记鼎盛时期的《大公报》与同行互评(1936.10-1945.8) .... 34
5.1 《大公报》视角下的新闻界 .......................... 34
5.1.1 坚韧不屈的新闻界 ........................ 34
5.1.2 新闻界的历史任务 ........................... 35
第5章新记鼎盛时期的《大公报》与同行互评（1936.10-1945.8）
5.1《大公报》视角下的新闻界
由于历史环境原因，这一时期《大公报》评价报界同行的焦点在于“抗战救国”。《大公报》高度赞扬在沦陷区坚持办报的同行，并结合当前的局势，呼吁同行们团结一
